一個年輕編輯的編輯絮語
兩年前，當我剛剛參加工作，成為一名編輯的時候，我就拜讀過岳南老師的大作《陳寅恪與傅斯年》。從那時起，「岳南」成了一個令我敬仰的名字。
正因如此，第一次見到岳南老師，我是有點激動的。那是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公司領導把我引薦給一個中年學者，介紹這是岳南老師。還沒等岳南老師開口，我就有些急切地上前握著他的手說我讀過您的《陳寅恪與傅斯年》，非常喜歡，還寫過一篇書評云云。
岳南老師說話山東口音較重，我一開始並不能完全聽懂，後來他察覺到了，於是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語速，還會時不時停下來問我，聽明白了沒有？那天我們聊了很久，我了解到岳南老師把《南渡北歸》視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為寫此書，他耗費八年心血，三下江南與西南邊陲實地採訪與考察，拍了數千張照片，搜閱超過千萬字的珍稀資料，從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紀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的劇烈變遷……那個下午，我帶著崇敬的心情和莊重的使命感，成了《南渡北歸》的編輯。
不久之後，《南渡北歸》三部曲（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歸；第三部：離別）的全部相關資料，包括120萬字的書稿正文、40萬字的注釋和500多幅珍貴圖片進駐我的電腦硬碟。一座甜蜜的大山壓了過來。雖然事先做過心理準備，但接到書稿的那一刻我還是有點慌亂——規模如此之大、意旨如此宏遠的一部作品，我能做好嗎？
好在公司領導和岳南老師給我找了個大師級「幫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王世民老師。《南渡北歸》的歷史與考古部分，主要就是由王世民老師審校並提出很多精彩、專業的修改意見。
岳南老師每次給我寫郵件，開頭的稱呼必是「康兄」或「康慨吾兄」。一開始我對此很不適應，因為我比岳南老師小20多歲，怎敢承受如此稱呼？後來，隨著對《南渡北歸》理解的深入，我了解到民國的學術大師們，不管年紀相差多少，彼此都是以「兄」「弟」互稱，這其實可以算作一種「民國風範」。再者，我也把這樣的稱呼理解為岳南老師對我的一種鼓勵，它似乎意味著，不管你多年輕，在事業上，彼此之間沒有輩分的差距，而是平等的。
有一段時間，我深深沉浸在《南渡北歸》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以至於每天在吃飯、走路、甚至做夢的時候，都在念叨著那些大師的事迹——當讀到在抗戰期間，馮友蘭、梅貽琦、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等大批知識分子冒著日軍的炮火，跋涉西南艱難辦學，並且憑藉著巨大的精神力量收穫學術上的累累碩果時候；當讀到在文革期間，詩人穆旦在寒冷冬夜冒著生命危險從改造農場中逃出，步行30里僅僅為了給妻子送去一塊糖的時候；當讀到大師們在艱苦歲月互相幫襯，不顧自己的極度窮困，為了提振民族精神力量而呼號奔走的時候……我沒法不動容。我也相信，任何一位讀者讀到這些內容都會為之深深感動。
由於工作需要，我曾多次去登門拜訪岳南老師。岳南老師和師母很好客，我每次去他們都會特意準備一頓豐盛的飯菜，讓我受寵若驚。聊到書稿，岳南老師總是充滿激情、滔滔不絕。有一次當他談到穆旦的詩歌和人生，聊到最後，我們都悲凄不已，幾欲落淚。其時已夜深，然而我們渾然不覺，直到家人打來電話，我才發現已經11點多了……CCTV買下《南渡北歸》電視版權，並著手改編劇本、準備拍攝電視劇是8月末的事。當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著實激動了一陣兒。想到這樣一部作品會通過電視劇的形式推廣給全國人民，想到也許30年、50年之後還會有人閱讀本書，這時候，我會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種巨大的幸福和驕傲。值此《南渡北歸》編校完成、即將出版發行之際，我想用一位提前讀過《南渡北歸》的讀者為本書寫下的兩句話來與大家分享：
披閱史料還原被蓄意掩蔽的歷史真相，巨筆如椽再現被匆忙遺忘的滄桑輝煌。
一個半世紀以前，年輕的尼采苦苦尋覓一部能「為其生、為其死」的作品而不得。相比於尼采，我是幸運的，因為至少在這大半年的時間內，我找到了一部融入我整個生命的作品，它就是這部20世紀知識分子的宏偉群雕——《南渡北歸》。
《南渡北歸》的編輯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