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庄鎮羊街8號，傅斯年詳細詢問了梁思永的病情，雖暫時得到了扼制，但仍「頗使人憂慮」。傅斯年環視周圍環境，認為羅家的房子雖好，但少陽光，且有些陰冷，這對患有肺病的人極其不利。經過反覆權衡，傅斯年決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語所租住的一個院內，專門騰出三間上好的房子，請來當地木工安上地板，釘上頂棚，在窗上裝上玻璃，打造晾台等，讓梁思永搬來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陽，並可在晾台上做簡單的室內活動。待一切準備停當，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動，只得請人用擔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級台階，為求萬無一失，傅斯年與梁思成親自組織擔架隊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擔架上請人抬著在上山的台階上反覆試驗，出現問題及時設法解決，感到切實可行後，方請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稱作「新房子」的住處安頓下來。
鑒於史語所與中國營造學社研究人員都已「吃盡當光」，只剩了一個「窮」字，傅斯年意識到非有特殊辦法不足以治療梁思永和同樣處於病中的林徽因的病症。於是，1942年春天，傅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寫信求助。信曰：
騮先吾兄左右：
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於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嘗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謂功在民國者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之家風不同。國民黨此時應該表示寬大。即如去年蔣先生賻蔡松坡夫人之喪，弟以為甚得事體之正也。二、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語）。營造學社歷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置，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
三、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後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於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似皆宜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粱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此數雖大，然此等病症，所費當不止此也）。國家雖不能承認粱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後，如粱氏兄弟者，亦復少！二人所作皆發揚中國歷史上之文物，亦此時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覺得在體統上不失為正。弟平日向不贊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從權。此事看來，弟全是多事，弟於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請兄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專此敬頌道安弟 斯年謹上 四月十八日弟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寫了同樣信給詠霓，詠霓與任公有故也。弟為人謀，故標準看得松。如何？
弟 年又白此信發出11天，未見迴音，擔心重慶方面無能為力或深感為難，情急之下，傅斯年召開所務會，想出了一個新的援助辦法，再度寫信於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滿懷摯誠與愛慕之情地曆數梁思永功高過人之處，並請其核准史語所做出的決定。原文如下：
騮先先生院長 賜鑒：
企孫、毅侯兩兄梁思永先生病事，茲述其概。十年前，思永於一年過度勞動後生肋膜炎，在協和治癒，但結疤不佳，以後身體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經二年來，時好時壞。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將殷虛報告彼之部分寫完。四個月前，即咳嗽，尚聽不出肺病聲氣。上月醫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實驗，結果是＋＋＋！所聽則左右幾大片。此次肺病來勢驟然，發展迅速，思永自謂是閃擊戰，上周情形頗使人憂慮，近數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擊也。茲謹述其狀。
思永雖非本所之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為領袖，濟之對彼，尤深契許。彼學力才質，皆敞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寫報告、編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虛報告之進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長，本所同仁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範圍事，弟亦頗覺到敝所有暮氣已深之感。思永身子雖不好，而全是朝氣。其於公家之事，不管則已（亦不好管閑事），如過問，決不偏私而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為同仁所佩。弟數年以來，時思將弟之所長職讓彼繼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準備。抗戰時，弟在京代總幹事，思永在長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風服，即他所同在長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稱道不置之一人）。以後弟在重慶時，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漸漸養成一種空氣，俾弟一旦離職，彼可繼任耳。彼於代理殊不感興趣，強焉亦可為之。自胃病後，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見其精力甚好，前計又躍於心中，令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擊矣。彼如出事，實為敝所不可補救之損失，亦中國考古學界前途之最大打擊也，故此時無論如何，須竭力設法，使其病勢可以挽回。此當荷諸先生所讚許也。查敝所醫務室現存之葯，在兩年中可以收入二萬數千至三萬數千元（如照市價賣去，當可得六七萬，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擬於此收入中規定數千元為思永買其需要之葯之用（本所原備治T.B.之葯甚少，所備皆瘧、痢等）。此事在報銷上全無困難， 蓋是免費（即少此項收入），而非另支用經費也。此意昨經敝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敬乞賜以考慮，並規定一數目，其數亦不可太少，至為感荷！若慮他人援例，則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績論，尚有數人，然以其在萬里遷徙中代弟職務論恐濟之外無他人，故無創例之慮也。如何乞考慮賜復，至感！
專此，敬頌日安！
傅斯年 謹頌四月二十九日寫完此信，傅斯年思慎半天，覺得意猶未盡，許多具體的操作細節亦未言明，為了達到終極目的，還需作一點補充說明。於是，在昏暗的菜油燈下，傅氏再次展紙，蘸墨揮毫，作了如下追述：
騮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盡之意。思永是此時中國青年學人中絕不多得之模範人物，無論如何，應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貧，即可賣之物亦無之（同仁多在賣物補助生活中）。此種症至少須萬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辦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醫院費公家報銷，弟初聞愕然，托內子寫信給毅侯兄勿如此辦，內子謂，然則將何處出耶。弟後來感覺，去年之病，謂為因公積勞，非無其理，蓋1月中弟即自覺有毛病，而以各會待開，須自料理，不敢去驗，貽誤至於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勢，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為格外之體恤，弟亦覺非何等不當之事。思永身體雖原不好，然其過量工作，實其病暴發之主因。報銷既無問題，甚願兄之惠准也！
專此，敬頌痊安！
弟 斯年
再白四月二十九日與早年和梁啟超交往並友善的李濟不同，傅斯年與梁家並無深交，他進北大求學以及留學海外再歸國的那段歲月，梁啟超的思想光芒已經暗淡，影響力顯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與時代脫節，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沒有當年萬人景仰的盛況了。故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奉校長曹雲祥之命聘請梁啟超為導師時，曾發出過「兒時讀《新民叢報》，即於梁任公先生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恆大，影響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學美國，新文化運動起後，宓始對梁先生失望，傷其步趨他人，未能為真正之領袖，然終尊佩梁先生為博大宏通富於熱情之先輩」。傅斯年在給朱家驊的信中也曾明言「弟於任公，本不佩服」。但無論如何，梁任公對社會改良以及「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這就是說，梁啟超思想光芒的餘暉還是在吳宓、傅斯年這一代知識分子心中閃耀未絕，只是僅此而已。何況梁啟超晚年竭力反對國民黨的主張，並作為國民黨的敵人，在演講中公開罵過孫中山、蔣介石等人卑鄙下流，無論什麼壞人，只要一入他的黨，立刻變成了很好的好人。握權者向來都是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什麼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成了俎上魚肉等。如此怨慨與評價，搞得天下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