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等人離去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又自昆明來到李庄梁家。——此人便是被學界朋友們親切呼之為老金的西南聯大教授、哲學家金岳霖。
老金的到來，與梅貽琦一行到梁家有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不同韻味，他給梁氏夫婦特別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無法比擬的。
出生於湖南長沙的老金，191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先後留學美國、英國，外加遊學歐洲諸國，時間近十年，所學專業由早期的經濟學轉為許多人看來枯燥無味的哲學。按照當時風行的清華——放洋——清華的人生模式，金岳霖於歐洲歸國後回清華執教，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只是此點非彼「點」，正如許多年後一位叫王洪曦的山東武警教官所說：「不同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裝了滿肚子洋墨水的老金，已是今非昔比了。自滿清同治年間金岳霖的家鄉出了一位曾文正公，湖南人的雄心壯志就空前膨脹起來。據老金說，他少年讀書時，就跟著學長們齊聲高唱：「學友們，大家起來，唱個歌兒聽，十萬軍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另有更狠的，如「中國若是古希臘，湖南定是斯巴達；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魯士；若謂中國即將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等。這種「捨我其誰」的豪氣、霸氣加蠻氣，貫注於金岳霖的神經與血液中，並決定了他對政治的態度，即「參政意識」和「改變歷史」的意識。
只是由於歐風美雨的的浸湮，又使老金的「參政」與「改變」意識中少了土生土長的蠻霸之氣，增添了現代主義的改良與民主性的因子。1922年，在英國倫敦大學讀書、時年28歲的金岳霖，受羅素《數學原理》與休謨《人性論》的影響，對知識分子改良社會產生了自己的理想。面對國內蔡元培、胡適、丁文江等自由知識分子大張旗鼓地宣傳鼓吹中國要有「好人政府」，也就是要選拔好人做官，由好人在政府里辦事才能改良社會並使之進步等幼稚的理論與虛幻多於現實的理想，金岳霖卻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另一條道路和獨特的生活方式。第一，知識分子必須成為「獨立進款」的人。老金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當一種職業來經營。「若是議定憲法修改關稅的事都是特別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後，依然可以獨立過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識分子不發財，「如果把發財當做目的，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於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第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並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當時的金岳霖意識到，這個理想要落實到中國大地，並在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自然需衝破相當的阻力和荊棘遍布的圍網，甚至漆黑的鐵幕，還有一段遙遠的包括流血的路可走。但他堅決地認為，無論遇到多大困難和阻力，中國的路非這樣走下去不可，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要在這條路上做出典範，「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至於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地就他們的範圍。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功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於無望。」
對於老金這一天真、率性、淳樸的稟性和獨特的思想觀念與行事準則，馮友蘭認為「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這個比喻未見得妥帖，但從老金身上，能隱約看到或想像到魏晉人物、號稱「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的影子。這裡強調的只是一個影子，或者像《晉書·嵇康傳》所言「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的外在風度、風儀和韻味，並不是歷史上真正的嵇康。金岳霖比那個逆歷史潮流而動，不與司馬氏新興政治勢力合作，動不動就抱著琴瑟大彈《廣陵散》，年僅40歲就被司馬昭砍了頭的嵇康要聰明、清醒、理智和識時務得多。儘管當年的小金、後來的老金不只一次說過他一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卻又不知不覺地對政治投入了相當的熱情。與當時許多清華、北大出身的歐美派「海歸」一樣，中年與晚年的老金也曾在許多公開場合發表宣言，特別對學生運動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思想改造」等運動，更是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真誠，對新興的政權也是從心底里予以服膺和配合。正因為老金不同於當年的嵇康，且在新政權統治時期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表現，才有幸活到1984年90歲高齡去世，這樣的際遇在金氏的同輩朋友、同事中算是個罕見的異數，由此可見老金的政治頭腦以及對政治和王道理論活學活用的功夫，並非一般知識分子如陳寅恪、吳宓或葉企孫等人可以比擬的。
飽受歐風美雨的浸淫，思想、生活觀念已相當西化的老金，自重返清華執掌教鞭後，總是西裝革履，打扮入時，加上一米八幾的高個頭，可謂儀錶堂堂，極富紳士氣度。在所有關於老金的逸聞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終生未娶。好事者們闡釋的版本相當一致：他一直暗戀著心中的聖女、建築學家、詩人林徽因。據說，老金在英國讀書時，曾得到很多妙齡少女的追捧，其中有一風流俊美、整天高喊著「哈嘍」「OK」的金髮女子，還一往情深地追隨老金來到北京同居了一段時期。但自從金岳霖與林徽因相識後，與其同居的那位風流美女，便被老金想方設法打發到美國她老娘家，再也沒有回來。
當那位金髮碧眼的美女含淚離去之後，老金在長出一口氣的同時，索性捲起床上那張狗皮褥子，提了鍋碗瓢盆，於1932年搬到北總布衚衕3號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院子「擇林而居」了（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與一位男作家重名，憤而改為林徽因。後來書信往來中，仍有稱林徽音者）。後來老金對這段生活有過描述，說：「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里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他們家。」又說：「我離開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金岳霖與林徽因相識直至相愛，緣於好友徐志摩的引薦，而徐志摩與林徽因的相識則在英國劍橋，即徐志摩詩中不斷吟詠的康河與康橋，著名的「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便是《再別康橋》的名句。
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與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在北洋時代分別出任財政總長和司法總長，皆屬顯赫一時的高官大員，又是多年的摯友。因了這一關係，梁思成與林徽因於1919年，也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在北京相識。儘管梁、林兩家的前輩頗有結成兒女親家之意，但梁啟超並不想按傳統婚俗行事，來個指腹為婚，或弄個娃娃親之類的團圓媳婦（南按：即童養媳）。他曾明確告訴年僅18歲的梁思成與年僅15歲的林徽因：「儘管兩位父親都贊成這門親事，但最後還是得由你們自己決定。」令梁啟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便有一不知好歹的小子橫衝直撞地鑽入了林徽因的感情世界，並在大洋彼岸生髮了一股狂濤巨瀾。此人就是徐志摩。
1920年，當時在段祺瑞內閣任司法總長的林長民，因受各方政治勢力排擠被迫卸任，旋以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駐歐代表的身份赴英國考察，心愛的女兒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時林長民44歲，林徽因16歲。就在這年10月，徐志摩告別克拉克大學的同學好友李濟，由美國渡海來到倫敦，入劍橋大學學習。兩個月後，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林家父女。此時徐志摩出洋已三年，在歐風美雨吹拂的花花世界裡，已蛻變為摧花折枝的情場老手。林徽因情竇初開、妙齡含春的音容笑貌，令徐志摩一見驚為天人。慾火難耐中，徐很快施出幾十年走南闖北練就的八卦勾魂術與七步麻醉散，向林徽因發起愛情攻勢。其用情之烈，完全可與水泊梁山一派人物中在孟州道上十字坡開人肉包子店的孫二娘有一拼，只是目的有點不同罷了。在浪急風高的異國他鄉憑空遭遇這樣一個猛漢的情愛襲擊，林徽因惶恐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林長民是個見過世面且豁然大度之人，對有婦之夫的徐志摩夜裡挑燈看劍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橫加指責，反而有些曖昧地為其開脫。從當年12月1日林長民給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各自內心情感的波動，林在信中說：「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並無絲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誤解了。」信末附言「徽因問候」。1921年10月，林徽因隨父回國。仍在英國讀書的徐志摩於19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