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的幾個學術、科研機構人員，除陶孟和之外，按照輩分排列，梅貽琦幾乎是所有人的前輩，尤其清華出身的學子更是如此。聲名赫赫的李濟、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等皆是梅貽琦的學生。1889年生於天津的梅貽琦（字月涵），於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南開私立學校第一屆師範班，當時的校長為張伯苓，助教陶孟和，陶算是梅的師輩人物。1909年，梅貽琦考取了清華學校前身——游美學務處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學生，直接入美國吳士脫工科大學機電工程系就讀，1914年畢業並獲工學學士學位後回國，1915年到清華學校任教，先後講授數學、英文、物理等課程。據當年就讀於清華學校的李濟回憶說：「我是他（梅貽琦）所授的三角這門課程的學生，那時候所留下來的印象，保存到現在的只有兩點：他是一個很嚴的老師，我卻算不得一個好學生。」梅貽琦生性不愛說話，被弟子們稱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若不與其相當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梅氏頎長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長衫，臉形如稜角分明的雕塑，風度翩翩，算是那個時代的美男子，曾被來中國訪問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譽為「中國學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國學者的理想化身」。
梅氏的風度與雅量，早在1909年參加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考試時，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梅的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在發榜那天，考生們都很活躍，考上的喜形於色，沒考上的則面色沮喪。只有瘦高的梅貽琦，始終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憂地在那裡看榜」，讓人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實際上，在參加的全國630名考生當中，他名列第六。
後來李濟赴美留學，所在的美國東部麻省烏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與梅貽琦早年所讀的吳士脫工科大學在同一城中，這所大學已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就讀。
有一次李濟來到這所大學遊玩，便有中國留學生對他說：「梅月涵先生就是從這個工業學校畢業的高才生。」這一情景，給李「留下了一個深的印象」。
當李濟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導師不久，梅貽琦接替張彭春出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負責全校的教務兼管研究院事務，開始有機會一展其治學思想與才能。1928年至1931年，梅貽琦被派赴美國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1931年冬，受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李書華舉薦，回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梅以「生斯長斯，吾愛吾廬」的心志表達了自己對清華的愛戀與深厚情誼。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梅貽琦率清華師生遷長沙，再遷昆明。西南聯大成立，梅以常務委員的名義執掌事實上的聯大事務。1940年，美國吳士脫大學鑒於梅貽琦在清華服務25年成績卓著，而在艱苦的抗日烽火中主持西南聯大嘔心瀝血的高尚人格與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譽工程學博士學位。此次梅貽琦等人的李庄之行，受到眾位學者的普遍敬仰與尊重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梅貽琦等三人來到李庄的第二天上午，在董作賓、梁思永、李方桂陪同下，到吳定良等人的工作處如戲樓院、田邊上、新院等地參觀，順便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學子們的宿舍視察，並叮囑準備論文答辯事宜。據梅貽琦日記載：「晚飯為董家備辦，同座有凌純聲、芮逸夫，為第四組研究員，專民族學者。飯後因飲酒稍多，更覺悶熱，汗出如漿，燈下稍坐即先歸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給余萬金油，令塗額上，蓋余顯有醉態矣。」
關於飲酒，梅貽琦在學界向以愛喝、能喝但不鬧酒聞名，每遇他人在酒場敬酒，總是來者不拒，極豪爽痛快地一飲而盡，因而落了個「酒風甚好」和「酒聖」的美名。李濟曾專門著文說道：「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會中飲酒總保持著靜穆的態度。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梅貽琦到台灣後一位叫孫觀漢的助手在回憶文章中說得更加真切：「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在許多次的聚會中，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拒絕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乾杯時那種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
世間萬物相生相剋，贏得這一連串的「美名」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此點，在梅貽琦去世後，其子梅祖彥曾有過論述：「先父在外表上給人印象嚴肅拘謹，非對熟人不苟言笑，實際上他對生活仍是充滿熱情的。例如他喜歡喝酒，酒量很大，這可能是由於當時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閑暇時他也常與三五好友品嘗美酒。在日記中他承認自己喝酒太多，也有過自我批評，但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人云知子莫如父，作為兒子的梅祖彥，看來也是頗知父親生活況味的。從梅貽琦日記看，在許多場合，梅氏都有喝酒過多且在事後自責的記載。就在此次由昆明飛往重慶，與來李庄之前的5月23日，梅貽琦日記載：「（晚）六點余至國貨銀行清華校友十六七人之飯約，食時因腹中已餓，未得進食即為主人輪流勸酒，連飲廿杯，而酒質似非甚佳，漸覺暈醉矣。原擬飯後與諸君商量募款事，遂亦未得談。十點左右由寶弟等將扶歸來，頗為愧悔。」
這次在李庄板栗坳董作賓家中，梅貽琦雖沒有暢懷豪飲的「壯舉」，也未當場失態，但從記載看，也多少有些悔意。當離開李庄與鄭天挺、羅常培三人結伴赴成都與重慶考察時期，對朋友招待的各色酒水同樣是來者不拒，且仍有不少的醉酒記錄，在不到20天的短短時間內就有三次。請看梅氏自己的記載：
7月25日，6：30至南打金街99號赴鄧敬康、王孟甫飯約，在彼晤佩弦、李幼椿、魏、李秘書長等。酒頗好，為主人及朱、李、宋等強飲約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回寓，蘇永煊來談清華中學事。留弟齋住寓中，在房中加設一床。
8月4日，3：00王錚如（中行專員）來，陪余往朝陽城垣訪劉季陶，季陶適病瘧稍痊，勉強起床。
晤其所中劉鴻萬及康某。德章忽滑倒，傷顴骨，頗重。
晚飯為劉太太留住，並由余送信邀鄭、羅及楊夫婦同來。飯時飲大麴，劉太太興緻頗好，但飯後即嘔吐上床，羅亦至院中嘔二次。余初代劉、太太打牌一圈，後牌停，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蓋亦有幾分酒意者。
10：30歸寓時誤著王衣，余未覺，而王亦因醉先歸去矣。
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館，主人為王翰仙、鄭穎孫、戴應觀、鄒樹椿，客為余等三人：楊仲子、任東伯、張女士。席間飲大麴，酒杯頗大，五杯之後若不自勝矣，臨行竟嘔吐，主人以滑竿送歸，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
上述記載，第一次是梅、鄭、羅三人抵達成都之後，邀請者皆梅氏的故舊與學生，西南聯大的朱自清（佩弦）時正休假被邀往成都講學，因而陪坐在側。梅氏一次痛飲二十杯，可見確是酒場中難得的痛快豪爽之人。當年的英雄好漢武松打虎前在插有「三碗不過岡」招旗的酒店裡，也不過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到得岡上就不行了，且喝的還是勁道較小的當地自產的老酒，如果不是遭到猛虎驚嚇和涼風一吹，打個激靈醒了過來，可能連人加哨棒都進入老虎肚中。而梅氏連干二十杯高度白酒，竟能回寓後還與來客談論事務，可見確是海量，假如不幸路上遇到類似景陽岡上的吊睛白額大蟲，完全可以搏上幾個回合，只是身子骨沒有武松硬朗，後果如何就不好說了。
上述記載的第二次，是梅氏一行返重慶途中的內江。第三次是已回到重慶沙坪壩青木關經歷的酒局。以後類似酒局仍然不斷，作為一家名牌大學的校長，酒桌上的應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體很難抗得住酒精對健康的腐蝕力。1945年10月14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又記載道：「上午十時清華評議會，會後聚餐，共十一人。……食時飲『羅絲釘』酒甚烈，又連飲過猛，約五六杯後竟醉矣，為人送歸家。以後應力戒，少飲。」兩個星期後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時半清華服務社委員會討論結束事項，會後聚餐，為謝諸君努力，飲酒約廿杯。散後大睡……」
據梅祖彥推測：「實際上他（梅貽琦）晚年得的中風病，肯定是和飲酒過多有關。」
梅氏博得的善飲美名，最終還是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由此引申出一個生活命題：人的生活習性一旦形成，很難因外力而改變，儘管理智、剛毅堅卓如梅貽琦者，亦不例外，並終因飲酒過度中風倒下。悲夫！
且說梅貽琦在李庄董作賓家中痛飲之後，次日上午，梅、鄭、羅三人到門官田陶孟和的社會科學所訪問。據梅貽琦日記載，這天的天氣是「晴熱，蔚藍天空，片雲絕無，蓋較昨日更熱矣」。
幾人氣喘吁吁趕到社科所，剛在廳堂坐定，外面突然傳來警報聲，梅貽琦問陶孟和：「這裡不斷有警報？」
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