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少華山的史進、朱武弟兄被以晁蓋、宋江領導的梁山武裝集團兼并改編後，在後來的眾勢力平衡和兄弟排坐次中，史進被列入三十六天罡領導層之內，朱武居為七十二地煞星之首。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編後，其隊伍仍按梁山的辦法，沒有遭到分割肢解，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為了與舊體制，也就是少華山山頭有所區別，讓各位被改編者認識到此處非彼處，必須好自為之，名稱改換成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罡星的身份出任高級領導層的所長一職，副所長也由陶的舊部擔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員。當新的格局形成後，歷史給予陶孟和一個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的契機，那就是儘快招兵買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與林沖等原梁山舊部和原二龍山歸降人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倫被火併的悲慘命運。由於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樹大根深，具有一定的號召力。在此之前，原北平社會調查所的人員全部來自北大，但此時情形有所不同的是，作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長的蔡元培，對這所學府和學子的影響與號召力，自然是陶孟和輩不能望其項背的。於是，在併入中研院之後，陶氏改變了原來的戰略戰術，除從北大招收人員外，開始在清華、燕京、南開、武漢、復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廣泛撒網，招收畢業生入主自己主持的研究所，以這種特有的雜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為自己連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礎。因陶孟和夢想一舉坐大，在氣勢上首先壓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充，加之各大學的畢業生來勢兇猛，陶孟和已無力選拔、延聘留學國外的「海龜」，直到抗戰爆發前，陶氏所主持的研究人員與儲備人員共50餘眾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4隻「海龜」，其它均為黨性色彩混雜的「土鱉」，且這僅有的4隻「海龜」皆屬於名聲不大的小號型，相當於水泊梁山的朱武、陳達之流，壓根無法與梁山英雄魯智深、武松、楊志、曹正、施恩、張青、孫二娘等相比擬的原二龍山派的學術「大鱷」如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梁思永、李方桂等武功蓋世的特大型「海龜」相提並論，而傅、陳、梁等人又出身名門，非常看重家學淵源與本人在學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研院其他所的人員，包括史語所的傅斯年、陳寅恪等人，戲稱陶孟和的調查所為「土鱉」或「土包子」調查所，大有輕視之意。儘管如此，陶孟和並不在乎別人的看法與稱呼，依然按自己的處事哲學和行事方式，帶領如湯象龍、梁方仲等幾員大將與一幫小嘍羅，在屬於自己的小山包上默默經營，並漸漸打拚出一方天地。1937年抗戰軍興，陶孟和帶領社會科學研究所全體人員，自南京西遷，由湘而桂、而滇，直到遷往四川南溪李庄。
社會科學研究所由昆明遷往李庄是在倉促中成行的。此前，既然陶孟和沒能像同濟大學或史語所那樣派出人員前往李庄考察，並與當地士紳談判，已形成被動之局。當陶率部來到李庄這塊陌生的地盤兒後，同濟大學師生幾乎全部佔據了李庄鎮內鎮外的「九宮十八廟」，處於龍頭老大的位置，只有一個張家祠讓給了李濟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而次一級的史語所佔據了郊外的板栗坳張家大院與周圍民房，勢力相對不弱。社會學所到來後的境況是，前無救兵，後無糧草，沒有一點人力財力支撐，只有扮演「三奶」之類的末流角色了。瞻前顧後，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師輩的身份，向學生輩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籌莫展的陶孟和致電重慶的傅斯年：「張家大院之房，務請撥幾間給社所暫用，頃社所已去十餘人。」也就是說，直到社會科學所的人拖家帶口，乘車在坡陡路險的烏蒙山區顛簸的時候，陶孟和都不知道這些人該在李庄的哪個地方落腳禦寒。
陶氏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且在北大主持《新青年》編務時，編髮過傅斯年幾篇文章，無論是師承還是私誼皆不算差，只是兩人性格以及處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氣和頗有幾分綠林色彩的霸氣與豪氣，並不把這個曾做過北大教務長的師輩長者放在眼裡。史語所在昆明時，與社科所相距並不遠，但兩所人員極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來住。現在，整個李庄鎮湧入的外地師生、科研人員、家屬等人員已過萬人，宮殿廟宇已被同濟大學近萬名師生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佔。郊外山頂的板栗坳作為一個獨立王國式的龐大山莊有屋有房當是事實，但當地土著都在此居住，並沒有太多的空房專等著中研院的人來填補空白，一個史語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職員與家屬近百口人湧進，已顯得相當擁擠，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強行塞進一個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長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胡適之，傅斯年是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為其找到一個安息之所的。遺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適之，傅斯年當然不會為其拚命效力，龐大的板栗坳栗峰山莊之門，轟然一聲無情地向陶孟和關閉了。
可憐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當大隊人馬全部抵達李庄後，鎮里的頭頭腦腦與士紳們此前不知有個社會學所一同前來，故沒有為其找院備房的準備，遂弄了個措手不及，陶部大隊人馬躑躅街頭，不知將在何處棲身。此時已是寒冬季節，李庄的天氣雖然沒有北方那樣冰冷，但長江的水氣瀰漫天空，擋住了陽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種陰森森的徹骨的寒意。而這種氣候對剛由四季如春的昆明遷徙而來的人員更是難以適應。為此，許多社科所研究人員，特別是隨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後「撲撲騰騰」地病倒在地，所屬人員呈現出了一片困厄潦倒、無家可歸、乞丐與叫花子般悲慘的凄涼景象。萬般無奈中，匆匆趕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羅南陔、張官周等當地士紳協商，把社科所人員連同家眷化整為零，分散於有空房的戶主家中暫住，先治病救人，恢複身體，等熬過嚴冬，來年春天再設法安置。
當1941年春天來臨的時候，陶孟和總算在李庄鎮找到了張家祠堂附屬的三間倉庫，並與張氏家族的士紳張官周等人商定，欲藉此處作為社科所的辦公用房。但天不合作，該倉庫此前已租賃給盧作孚的民生公司，並存放著的該公司的部分物資，要想把這些物資搬到別處，必須徵得民生公司的同意並給予轉租賠償。陶孟和深感自己勢單力薄，無力與民生公司財大氣粗的老闆爺盧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駕，恭請傅斯年出面合力與民生公司商談。傅斯年身在重慶，正以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的身份處理各項事務，見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想到自己畢竟暫時還坐在總幹事這把椅子上，社會所的事務就是自己的份內工作，遂與陶孟和聯名致電民生公司老闆、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盧作孚，請求「擬借用貴局在李庄張家祠倉庫三個月，為兩所臨時辦公之用，如承慨允，祈電飭該庫管理人員以便商洽。」
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煩。
自武漢淪陷之後，民生公司的活動範圍被壓縮在川江流域，由於航運通道縮短，船隻來往頻繁，民生在沿江的許多大小碼頭，都租賃倉庫存放貨物，以便更有效地運營。如果是在半年之前，憑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與盧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讓出倉庫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卻大不相同了。由於年前民生公司為史語所轉運物資在宜賓翻船事件，導致史語所的珍貴圖書落入長江並造成重大損失，傅斯年親自找到在重慶的盧作孚，不依不饒地讓其賠償。面對確鑿的人證物證，盧氏自知理虧，無力狡辯，只好咬著牙答應賠償。而按照這批圖書的價值算下來，民生公司為中研院幾個所搬遷所掙的全部運費，遠遠抵不上要賠償的巨額資金。儘管盧作孚身居高位，且愛國心切，堪稱民族英雄，但商人畢竟是商人，其職業特性是不會改變的，且龐大的民生公司要生存發展，整日翻船賠款總是令人不快的事情。為此，盧作孚頗為惱火，但又不好遷怒於傅斯年，只有採取打掉了牙和血吞的方法，把這口悶氣憋在心裡，一面虛與委蛇，拖欠賠款，一面等待合適的時機予以發泄。就在這個時候，傅斯年、陶孟和不請自來，竟沒事一樣地向自己求援，盧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其抉擇也就用不著作過多的考慮了。他當即給傅、陶二人回電道：「承囑暫借李庄張家祠倉庫一節，歉難應命，希鑒察。」可以想像，盧作孚在他那寬大的辦公室向秘書口述完這短短的20個字時，嘴角上一定露出了令人難以察覺的冷笑。
此所謂沒吃著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個灰頭土臉，大罵盧作孚是小人一個，嘴裡不住地嘟囔著「此處不養爺，必有養爺處」等等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的無聊之語。為顯示自己的「硬骨頭」精神，也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點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對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盤設法先擠出兩個院子，以便陶孟和與社會所的部分人員居住與辦公。面對傅氏的義氣與血性，陶孟和頗為感動。回到李庄後，先找板栗坳史語所代理所務的李方桂牽頭，又找當地鄉紳和房主商談，總算弄了兩個不大的院子。因院子過於狹小，顯然不能安排社會所全部人員在此住居與辦公，陶孟和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處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