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部由昆明前往李庄的陶孟和，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8年出生於天津一個讀書人家。清末，天津教育家嚴修創辦以新學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擔任塾師，陶孟和隨父就讀。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張伯苓繼之。到了1904年，嚴氏家塾改為敬業學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讀。1907年，學堂遷入南開地區並改稱私立南開學校，張伯苓任校長，陶孟和畢業並留校任助教。南開學校人才輩出，比陶孟和稍後畢業的有後來大名鼎鼎的梅貽琦、周恩來等一批人傑。
陶孟和在南開學校任教時間不長，遂以官費生的資格赴日本留學，進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攻讀教育學專業，兩年後因事回國。留日期間，編譯出版了兩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據說這套書頗受讀者歡迎，十年內再版七次。1909年赴英國求學，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專攻社會學和經濟學，1913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在留學期間，受韋伯夫婦的影響極大，其時韋伯（SidneyWebb）與蕭伯納（G.B.Shaw）等人共同創立費邊社（Fabian Society），在英國從事社會改良主義運動，而倫敦的政治經濟學院就是費邊社成員所創立。陶孟和在費邊社人員的影響下，撰寫了《中國鄉村與城鎮生活》一書，於1915年在倫敦出版。該著的問世，成為中國社會學的開山之作，此時陶孟和27歲。許多年後，著名社會學家巫寶三對此評價說，此書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貢獻：一是認為家族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國與歐洲社會的歷史發展和社會結構各有其特點，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國的祭祖風俗以及佛教傳入中國的積極作用。
1913年，陶孟和學成歸國，先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後出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等職，其間與胡適、蔣夢麟、丁文江等學界名流過從甚密。蔡元培於1917年入主北大時，陶氏極力贊助其對北大的改革，並於1919年1月邀集楊昌濟、馬敘倫等教授發起成立北大哲學研究會，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論啟新知」，積极參与舊文化對立的另類文化運動。據巫寶三、羅爾綱等曾在社會學研究所工作過的研究人員回憶說，陶孟和乃一「學問通家」，對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學、史學、地理學乃至地質學、天文學等等諸種學問，可謂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在北大時期風頭之健勁，聲威之顯赫，不在李大釗、陳獨秀、胡適之輩以下。1919年3月，遠在歐洲問學的張奚若收到胡適寄來的幾份雜誌，閱讀後向胡表達了這樣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還屬學有根底，其餘多半皆蔣夢麟所謂『無源之水』。李大釗好像是個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勝利》及《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雖前者空空洞洞，並未言及Bolshevism的實在政策，後者結論四條思律，不無meical［機械的］，而通體觀之，尚不大謬，可稱新潮。」此番評價是否妥當是另一回事，至少說明陶孟和年輕時算是一個新銳人物。當然，對於陶氏的學問本領，也有一部分更為新銳的青年學者不放在眼中，或日不屑一顧。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在回憶《新青年》創辦與幾名編緝的特點時，曾以嘲諷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但是他的中國文字太壞了，而且他讀書不若胡適之之能得簡，且沒有綜括之能力，做出來的文章非常笨（以後他還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為能夠談什麼社會問題、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為一位編輯了。」
儘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陶孟和在當時的北大擁有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和人脈關係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蕭三回憶，1918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圖書登記員時，經楊昌濟介紹，毛帶蕭專門拜訪過北大名流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1920年初，北大教授楊昌濟病故後，蔡元培與馬寅初、胡適、陶孟和等四人聯名刊登「啟事」，向北大師生徵集賻金。此事過去37年，在毛澤東一手策劃的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中，陶孟和曾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認為毛搞的那一套鬥爭方法，對知識分子是一場浩劫。毛澤東通過郭沫若聞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給陶施以顏色，忽想起當年在北大的往事，特別是在楊家唯一的精神與經濟支柱——楊老教授坍崩歸天之時，陶孟和作為北大名流之一，給予了道義和經濟上的體貼、關照。感念舊恩，毛澤東只採取了敲山震虎式的方法，通過郭沫若對陶氏提出了嚴厲警告，讓其閉上嘴巴，不要再出頭露面亂哼哼，否則就地拿下，施以顏色。自此之後，陶孟和噤若寒蟬，歷次運動皆閉嘴不語，所有的悶氣與怨氣都憋在心中，終致在政治擠壓下憂鬱死去，稍佔便宜的是免掉了像他的師友弟子們所經歷的那般皮肉之苦，可謂不幸之中的大幸。
因在學術和政治上與蔡元培比較契合投緣，陶孟和對蔡氏主持的北大改革和發展規劃皆熱心效力，陶氏本人博取了蔡元培與北大教授特別是歐美派的信任與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歐洲考察，魯迅在2月12日的日記中有簡要記錄：「向晚同往歐美同學會，系多人為陶孟和赴歐洲餞行，有三席，二十餘人。夜歸。」陶氏赴歐洲考察期間，時時注意為北大網羅人才。當他在英國見到李四光與丁燮林（丁西林）並相互過招後，感到兩位年輕人功力非凡，道術高深，才華超群，有干大事業的眼光與魄力，於是很快致函胡適，滿懷敬佩之情地盛讚李、丁二人為「不多覯之材」，將來必有一番大作為。「望與校長一商，如能得兩君來吾校，則大佳矣。」後來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兩名重量級「海龜」教授。再後來，李、丁二人分別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長，名噪一時，各自成為雄霸一方的盟主。1920年8月，陶孟和與胡適、蔣夢麟、王征、張祖訓、李大釗、高一涵等七人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宣言說：「我們本來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因而，我們便產生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覺悟。如果沒有養成「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就不會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沒有肯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
按胡適的說法，他與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相識，是陶孟和所介紹，從此丁文江成了胡適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適在「丁大哥」的影響下，一改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創辦了以談論政治為主的《努力周報》。這份刊物問世後，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適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竭力倡導「好政府主義」。儘管此舉很快成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殘景舊夢，而自以為經驗豐富的丁文江受軍閥孫傳芳支使，在上海弄權施術很快落得個灰頭土臉，被國民黨通緝捉拿，甚至差點被當時留學歐洲的「大炮」傅斯年殺掉，但畢竟是中國知識分子干預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貴的努力。這也是胡適當年為什麼與他的朋友們有「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的戒約，後來又不能不談政治甚至參與政治的內在原因。
為了這種改革的理想，陶孟和發大慈悲，立大宏願，主張開展社會各方面的調查，尤其是鄉村調查，對中國社會問題作出分析，提出見解。他身體力行，親自參與調查和發表了《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情形》、《中國的人民的分析》、《貧窮與人口》等社會調查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呼喚「民主是一個高尚的理想……要設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們有資格能夠實行那個理想」等等之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的貧窮更是與人口的關係小，與政治及經濟的關係大」這一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癥結。
1926年2月，美國一個社會宗教團體通知設在北京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願捐贈三年專款，委託該會辦理社會調查事業。中基會隨即決定接受此項贈款，在該會之下增設一個社會調查部，專門從事社會調查，聘請在學界聲名顯赫的陶孟和為主任，全面主持調查部的工作。陶頗為乾脆地接受其聘，糾集一幫志同道合者，風風火火地折騰起來。組建之初，調查部研究人員與統計人員共有8人，主要骨幹如樊弘、楊西孟、王子建等，均畢業於北京大學。
所謂中基會，原是為管理美國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於1925年成立的一個行政管理機構。1924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決定將中國庚子賠款之餘額及利息約1200萬美元退還中國，分期支付。當時中外人士皆認為此款應作為發展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基金，而近代中國軍閥混戰，政局多變，為防政府官吏挪作軍費或政治活動費，組織了一個由中美兩國民間知名人士為主的基金董事會，共同管理和使用這筆巨額款項。這個董事會既決定資助的領域，投放的力度；又經營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