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中旬，根據國民政府指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當時中共駐長沙辦事處的徐特立等幾位書生聞訊，急速來到長沙臨時大學講演，堅決反對西遷，鼓動學生抵制國民政府與學校當局的號令。無奈形勢比人強，歷史選擇的只能是順應時代潮流為民族大義而前行的人。國難當頭，大局已定，臨時大學師生打點行裝，昂頭挺胸，以悲壯的豪氣英姿，毅然邁出了西遷的步伐。幾乎與此同時，中央研究院在長沙各研究所，經過一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爭論後，決定即刻向重慶、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區撤退轉移。中研院總辦事處於重慶發出指示，電令在長沙的史語所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設法向昆明轉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長沙各所陸續向昆明進發。據《史語所大事記》1937年12月條：「議遷昆明，圖書標本遷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運重慶者三百箱，運桂林者三十四箱，待運漢口者兩箱，等運香港者五十二箱，其餘六十多箱且封存於長沙。」
一切安排完畢，史語所人員押送三百餘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經越南海防轉道抵達昆明，暫租賃雲南大學隔壁青雲街靛花巷三號一處樓房居住。此時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達昆明，並在翠湖邊一個大宅院里落腳。可謂有緣千里來相會，史語所同仁與梁家在這個陌生的邊陲春城再度相會了，大家相互傾訴路途的艱辛。
關於梁家由長沙至昆明的逃難經過，許多年後，梁從誡曾有過這樣的回憶：「汽車曉行夜宿，幾天以後，在一個陰雨的傍晚，到達一處破敗的小城——湘黔交界處的晃縣。泥濘的公路兩側，錯落著幾排板房鋪面，星星地閃出昏暗的燭火。為了投宿，父母抱著我們姐弟，攙著外婆，沿街探問旅店。媽媽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幾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們走完了幾條街巷，也沒有找到一個床位。原來前面公路坍方，這裡已滯留了幾班旅客，到處住滿了人。媽媽打起了寒戰，闖進一個茶館，再也走不動了。她兩頰緋紅，額頭燒得燙人。但是茶鋪老闆連打個地鋪都不讓。全家人圍著母親，不知怎麼辦才好。」後來，多虧遇上了一群空軍飛行學院的學員，才在他們的住處擠了個房間住了下來。此時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發燒四十度，一進門就昏迷不醒，多虧同車一位曾留學日本的女醫生給開了幾味中藥治療，兩個星期後才見好轉。
經歷了四十餘天的顛簸動蕩，梁氏一家穿山越嶺，歷盡艱難困苦，終於在1938年1月到達昆明。幾個月後，史語所人員接踵而至，相見之後的驚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氣喘過，原中國營造學社的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等人，在與梁思成取得聯繫後，從不同的地方先後趕到了昆明。儘管前線依然炮聲隆隆，戰火不絕，但此時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體的中國營造學社重新組織起來。對西南地區的古建築進行一次大規模調查，唯如此，方不辜負自己與同事的青春年華，以及老社長朱啟鈐的臨別囑託。他開始給營造學社的原資助機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發函，說明大致情況並詢問如果在昆明恢複學社的工作，對方是否樂意繼續給予資助。中基會很快給予答覆：只要梁思成與劉敦楨在一起工作，就承認是中國營造學社並給予資助。梁思成迅速寫信與在湖南新寧老家的劉敦楨取得聯繫，並得到對方樂意來昆明共事的許諾。於是，中國營造學社的牌子又在風雨迷濛的西南之地掛了起來。
就在中研院史語所等學術機構向昆明撤退的同時，長沙臨時大學也開始了遷徙行動，師生們分成三路趕赴昆明。據《西南聯大校史》載：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際昌、梅關德和鍾書箴教授率領，成員包括教師及眷屬，體弱不適於步行的男生和全體女生，共計600多人，分批經粵漢鐵路至廣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鐵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陳岱孫、朱自清、馮友蘭、鄭昕、錢穆等10餘名教授乘汽車，經桂林、柳州、南寧，取道鎮南關（今友誼關）進入河內，轉乘滇越鐵路火車抵達蒙自、昆明。
第三批為「湘黔滇旅行團」，由290名學生和11名教師組成。
隨隊的11名教師組成輔導團，由黃鈺生教授領導，成員包括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教員許維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繼侗、助教吳征鎰、毛應斗、郭海峰；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地質系教授袁復禮、助教王鐘山等人。應臨時大學請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湖南省政府指派駐湘中將參議黃師岳擔任「湘黔滇旅行團」團長，軍訓教官毛鴻上校充任參謀長，對旅行團實施軍事化管理。師生身穿湖南省政府贈發的土黃色嶄新制服，裹綁腿，背乾糧袋、水壺，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傘一柄，猶如一支出征的正規部隊。全團分為2個大隊、6個中隊、18個小隊。大隊長分別由教官鄒鎮華、卓超二人擔任，中隊長和小隊長分別由學生擔任。
2月20日，旅行團大隊人馬離開長沙，一路經湘西穿越貴州，翻山越嶺，夜宿曉行，跋涉1600餘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車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實際步行40天，約1300公里。時湘黔一帶土匪橫行。山野村寨經常傳出搶劫財物，殺人越貨的消息。湘西土匪之猖獗世人皆知，大股匪群有數千人之眾，不但擁有新式來複槍、手槍、盒子炮，還擁有重機槍與小鋼炮等裝備。在軍閥混戰時期，匪眾們為爭地盤和錢財，時常與當地駐軍交戰，有時一棚土匪敢跟一個師的兵力對抗交火。臨時大學組成的旅行團之所以由全副武裝的軍人領隊護行，一個重要緣由就是深怕途中遭遇匪徒，發生不測。臨出發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專門派人與黑道中的「湘西王」打過招呼，告知有一批窮學生將「借道」湘西與黔境到雲南讀書，請傳令沿途各「廣棚」、「土棚」和「斗板凳腳」，以民族大義為重，不要對其進行騷擾。
或許是張治中的招呼起了作用；或許「湘西王」真的以民族大義為重，向密佈於山野叢莽中的黑道弟兄下達了手諭；或許因為窮師生們本身沒有多少財物可劫掠。一路下來，旅行團並未與土匪遭遇。只有一次，走到一個離土匪窩點很近的地方停留過夜，有探子來報，說可能當晚有土匪前來打劫，眾人極其緊張，作了特別戒備和最壞的打算。然而夜間只聽得遠處幾聲槍響，並未見土匪來臨，眾人虛驚一場，算是度過了一劫。
旅行團進入湘黔交界處，受到當地政府和民眾的熱情照拂。當大隊人馬進入黔東門戶——以侗族人為主體的玉屏縣境時，政府專門張貼由縣長劉開彝於3月16日簽署的布告，告知商民臨時大學旅行團將抵本縣住宿，而「本縣無寬大旅店，茲指定城廂內外商民住宅，概為各大學生住宿之所。凡縣內商民際此國難嚴重，對此振興民族之領導者——各大學生，務須愛護借重，將房屋騰讓，打掃清潔，歡迎入內暫住，並予以種種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體遵照為要。」3月17日，旅行團到達玉屏縣，受到縣長劉開彝、各界代表及童子軍的熱烈歡迎，食宿等諸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關照。
當旅行團進入貴州腹地時，不間斷地有村寨地保敲鑼，提示商人與百姓不要提高物價，以方便過路的旅行團。此後，旅行團更是一路暢通無阻，有的縣甚至派出中學生在城郊列隊歡迎。有一對鄭姓姐妹，特地邀請一位同姓的團員到家裡吃飯認親。玉屏產的簫聞名全國，有「蘇州笛子玉屏簫」之譽，鄭姓姐妹贈送同姓學生玉簫一對留作紀念，從而留下了一段佳話。
熱烈的場景在省城貴陽達到了高潮，這一天正趕上滂沱大雨，旅行團成員們為壯觀瞻，步伐整齊地冒雨行軍，嘹亮的歌聲在雷電交加中傳向四方，大街兩旁的群眾無不鼓掌歡呼，冒雨向前與隊員們握手擁抱。如此熱烈的場景，令師生們深為感念，徒增肩上神聖使命。據隨行的聞一多後來說：「那時候，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做什麼宣傳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數人注意的還是苗區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迹等等。」又說：「在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彷彿大家都覺得上面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面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
68天的長途跋涉，旅行團師生們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進入到書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一路上，師生們拜訪苗寨，調查社會與民眾生活，切身感受到國家經濟的落後與百姓生活的艱辛，尤其是對當地種植鴉片的背景和這種毒品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有了更深層的了解和認識。輔導團教師們藉此時機進行實際教學，當年與李濟一同進行山西夏縣西陰村田野考古發掘的著名地質學家袁復禮教授，結合湘西、黔東一帶的地形地貌，講解河流、岩石的構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質發育理論。聞一多指導學生收集當地民歌、民謠，研究不同民族語言，並對當地風土人情進行寫生。聞氏本人用鉛筆寫生畫作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