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清華研究院五位導師中的王國維已跳湖自盡，梁啟超的生命之燈即將熄滅，趙元任正張羅著出國講學，李濟的心思仍放在田野發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陳寅恪獨木難撐，研究院已成風雨飄搖、大廈將傾之勢。傅斯年趁此機會，憑著自己非凡的人脈關係，迅速向陳寅恪、趙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欖枝，對方很快作出回應，表示願意接受傅的聘請，分別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下設的歷史組和語言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後，像清華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這兩座文化崑崙的存在一樣，心中竊喜的傅斯年，同樣沒敢忽視另一位講師銜的導師李濟的存在。儘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極一時的「海龜」，但李濟畢竟是哈佛大學的博士，且歸國後開創了田野考古發掘的先河，聲名日隆，為全國學界所矚目。鑒於這種現實的存在，繼陳寅恪、趙元任之後，傅斯年以極大的熱情與真誠準備邀請李濟加盟這一新生陣營。恰在此時，兩位學界巨子在1928年那個初冬里，於中山大學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訴李濟，在此之前，他在中大辦了一個語言歷史研究所，現在要在中央研究院辦一個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稱倒過來了。原來聘請的基本都是本土學者，現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為「海龜」，且以歐美派為主，目前已聘請了陳寅恪與趙元任，希望李濟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語所第三組——考古組主任。
李濟聽罷，很是高興，因為從事新式的專職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夢想與追求，現在有這樣一個實現夢想的地方，當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這種愉快，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李濟所言：「我感覺陳寅恪和趙元任先生都已答應他參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分別主持歷史組和語言組，現在要我來主持考古組，地位和他們平等，而我的年紀比較輕，這使我感覺到很大的榮幸。在學術上，傅先生可以說是給我一個很好的待遇。」從這幾句簡短話語透出的信息推斷，是否李濟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華沒有被列入「四大」的尷尬，而為這次與陳、趙二人同時被列為「三大」而慶幸？但無論作何考慮，李濟的心是被說動了，他決定辭去清華和弗利爾藝術館的職位，加盟史語所並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組工作。自此，清華研究院殘存的三位導師盡數歸入傅斯年舉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也順利完成了由本土學者向歐美派「海龜」的成功轉型。
——這一年，傅斯年33歲，李濟33歲，趙元任37歲，陳寅恪38歲。
對於這一決定史語所未來發展方向和命運的劃時代成果，傅斯年大為高興並有點沾沾自喜，他極力挽留李濟在中大多住幾日，與自己好好聊聊日後的事業。興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陳寅恪寫給他的詩文，略帶炫耀之意地讓李濟觀賞，也暗含堅定對方信念之玄機。陳氏墨跡作於1927年7月6日，詩曰：
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
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雲。
陳詩是由北京寄往廣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謂「北海南溟」當指陳寅恪視傅為可以共同唱和呼應的知己。「正始遺音」則指此前投昆明湖自盡的王國維。「元和新腳」可解釋為包括陳氏自己在內的青壯學者。全詩為後世學者爭議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的說法，此句應看做陳氏「其立場與傅有別」。台灣學者杜正勝認為余說有誤，其理正好相反，陳與傅的立場不但未「有別」，且互為欣賞，大有「唯使君與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詮釋，詩中「未成軍」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籌辦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應涵蓋更廣博的深意。當時無論是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轉變為中研院史語所，還是中山大學本土派學者被歐美派「海龜」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極一時的清華研究院，只有陳、趙、李等不足40歲的幾個「元和新腳」予以掌舵，而支撐整個中國新學術陣營的「宏大架構」尚未成軍，還需加以組織訓練。——這或許是陳寅恪詩的本意。
李濟到中山大學之時，離陳寅恪作此詩又過了近一年半的時光，也是傅斯年單獨拉起杆子，積極招兵買馬，擴編隊伍，欲使「元和新腳」成為一股強大生力軍的關鍵時刻。因而李濟的態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奮，肥胖的身體血壓上升已屬必然。
李濟走後，傅斯年感覺底氣倍增，史語所可以與清華或清華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學術機關恃強斗勇、叫板甚至開打了。於是，他在給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等幾位清華名流大腕的信中，以賣弄加顯擺的姿態表露道：「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係。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鬥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華的台，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狽為善（狼狽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緊接著，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幾分自負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語所與清華的優劣：
清華到底是個學校，此則是一純粹研究機關。
清華到底在一處（北平），此則無所不在。
清華各種關係太多，此則究竟是個小小自己的園地。
所以在清華不便派人長期在外時，可由我們任之。……清華有感覺不便者，我們成之，如此而已！
早在史語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的名義撰寫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確提出：「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淵博的學識和天才的構想，概括地提出了歷史學與語言學研究的三個標準：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斗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復如此。
在三條標準中，傅氏特彆強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最後，傅斯年以他慣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它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同陳寅恪一樣，作為學術「大鱷」的傅斯年，儘管遊學歐洲七年，卻是為學問而學問，沒有弄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但憑其出眾的學識與大氣磅礴的組織能力，受到學術界普遍的欽佩與尊重，李濟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道：「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築『科學的東方學正統』，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舉起這面大旗領首向前進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強的傅斯年。那時他的年齡恰過三十不久，意氣豐盛，精神飽滿，渾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底，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有徹底的認識。他是這一運動理想的領導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聚集了不少運用現代學術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學者。」
對這一輝煌的科學發展前景，極富理性與科學眼界的李濟沒有因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為之擔心並提出警告：「口號是喊響了，熱忱是鼓起來了，如何實行？若是這進一步的問題不能圓滿解決，口號將止於口號，熱忱終要消散的。」
傅斯年畢竟非等閑之輩，亦不愧是胡適盛讚的「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他同樣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在處理各項事務時，較之中山大學時代更加謹慎、務實和富有遠見。經過一年的籌備經驗及各方面的反覆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務會議上，正式決定把全所的工作範圍由原來預設的九個組，壓縮為歷史、語言、考古三個組，通稱一組、二組、三組。主持各組工作的分別是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大主任」。後又增設第四組——人類學組，由留美的「海龜」吳定良博士主持工作。這一體制，直到史語所遷往台灣都未變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時間，人類學組從史語所分出，成立人類體質學研究所籌備處，但終未正式獨立建所）。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