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從清華大學轉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齋研究所就職，離不開時勢造英雄的際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學識與人格光輝所鑄就的必然結果。以李氏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聲望，倘若一生沒有入主中研院史語所，並位居前幾把最為顯赫的交椅，不僅是不可思議的，同時亦是中國乃至世界考古人類學這門科學的損失。
1928年10月底，李濟以清華研究院導師的身份赴美講學歸國，路經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暫空隙，與一位在中國未來政壇與學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級人物——傅斯年相遇了。火於二人初識的經過，李濟後來有一個簡單的敘述：「因為我向來不曾到過廣東，所以順便到廣州去看看。又因為我不懂廣東話，而那時剛成立的中山大學，有許多從北方來的教授在那兒教書，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人在那兒，我只是去碰碰看。誰知一去，在門口碰到清華的老教授庄澤宣先生，我們彼此很熟。他一見我就說，你什麼時候來的？正有人在這兒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帶你見他去！我不免吃了一驚，問他什麼人要找我呢？他說：這個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李濟大吃一驚，他雖沒見過其人，但在美國的時候經常聽羅家倫談到其人在五四運動中的所作所為，心中不免生出一種敬佩之情，於是便隨庄去見傅。李濟說：「他跟我談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件事。談了不久，他就要我擔任田野考古工作。」正是這次會談，決定了李濟未來50年的考古學術歷程。
李濟偶然結識的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漸乃大清開國後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後晉陞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權傾一時，威震朝野。傅以漸之後，傅門一族家業興旺，歷代顯赫，故聊城傅宅「狀元及第」的金匾高懸於門額，在當地有「相府」之稱。據說傅以漸的這位後世子孫——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聖人之後二千年來又一位「傅聖人」。這位現代「聖人」經歷了十餘年家塾與官學訓練，於1913年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類甲班就讀，憑藉其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聰穎頭腦，連連奪魁，四年考試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轉入國學門繼續深造，大有羽翼豐滿，一飛衝天之勢。而這個時候的傅斯年自我感覺良好，一般的同學甚至教授很難被他放在眼裡，氣焰之盛為同學側目。據傅的同班同學伍淑回憶說：「民國五年下半年，（我）在北大上課的第一天，大約在一個上午，上什麼歷史，一位有長鬍子的教員來了，分到三張講義，彷彿都是四個字一句的。上課半小時，黑板上寫滿了講義校勘記，感覺到乏味，於是開始注意班上的同學；發現第二排當中一位大胖子有點特別，因為教員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下了課，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馬一樣的同學在課堂的角落談起天來了，圍起一班同學來聽，議論風生，夾雜些笑聲，我就很欣賞他的風度，到他檯子上一看，放了幾本檢論，上面有了紅色的批點，卻沒有仔細去看它。下了課，回到宿舍，才打聽到他就是山東傅斯年。有幾個老同學就說：『他是孔子以後第一人』，這是我對孟真的第一個印象。」
正是這個場面與印象，傅斯年在伍淑的心目中高大起來，且有點高不可及。伍淑繼續回憶道：「以後我就常常走近他的身邊，想同他打招呼，他總是若理不理。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很唐突地同他談起天來，說不到幾句，他回過頭去，背起書來了，我也只好很不高興地走開。」
傅氏這種耿直、張揚的性格、為人與處事態度，以及盛氣凌人的做派，可謂一直到死，都沒有改變。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個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的偉大學人。
傅在北大學習的後期，因有了陳獨秀、胡適之等幾位新式教授像孫悟空一樣翻著筋斗來回折騰，使原來就不平靜的北大校園風生水起。隨著李大釗、魯迅、周作人等驍將加入到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行列，有別於傳統文化思想的文化主張，更是領一時風騷，「歐風美雨」外加從伏爾加河畔刮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這座古老的校園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產生了極大震動，一場被傳統派視為另類文化運動的號角就此吹響。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運動，伴隨著「德先生」與「賽先生」（democracy和sce，即民主與科學）的理想與主義，於「鐵屋子的吶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輻射。
大潮湧動中，傅斯年與同學好友羅家倫、汪敬熙、楊振聲等20餘位學生，以陳獨秀、胡適等人主編的《新青年》為樣板，搞起了一個叫做《新潮》的刊物，聘請胡適擔任該雜誌顧問，學著《新青年》的樣子與吳宓等人搞的《學衡》派大唱反調，猛力鼓吹與傳統學術觀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 類思想與文學。這一做法得到許多同樣具有另類思想的年輕人與激進分子歡呼與追捧的同時，也遭到了以吳宓、梅光迪等「學衡派」、特別是北京大學校園內「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兩足書櫃陳漢章」（羅家倫語），以及章太炎的頭號大弟子黃侃等名流大腕的強烈反對與拚死抵制，雙方皆以手中的筆作投槍、匕首，你來我往地對刺起來，並有不把對方刺倒打垮決不收兵之勢。
當此之時，而無論是被呼曰國粹派的黃侃、辜鴻銘等老夫子，或被稱之為大搞「歪理邪說」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之輩，還是剛剛嶄露頭角、大受時髦青年歡迎追捧的傅斯年、羅家倫等在一旁敲邊鼓的文化新銳，甚至包括張國燾、段錫朋、許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極為清楚真正讓他們在北大校園內興風作浪、交鋒對壘的後台老板，乃是北大校長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才使一座製造官僚政客的京師大學堂從一具殭屍中蛹化而出，成為「改進的運動的先鋒」和「有著希望的前途」的新北大。
出生於浙江紹興府的蔡元培，作為光緒皇帝御筆欽點的翰林，曾經在日本和上海等地與他的同鄉，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殺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聯繫，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埋頭為革命黨人製造炸彈，準備搞一場震憾世界的恐怖活動——刺殺大清國皇親國戚與王公名臣，以達改朝換代的目的。就中國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戰國末年的荊軻之後似乎沒有再形成什麼像樣的氣候，是謂「荊軻之後無荊軻也」。直至清末民初，這一職業才又復甦，於大風起兮雲飛揚的動蕩社會中再度勃興。當此之時，整個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悶棍、刺殺與劫掠的風浪之中，無政府主義暗殺更是風靡全球。熱血青年趨之若鶩，大街小巷不時傳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頸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的嘯叫，更有「人頭做酒杯，飲盡仇讎血」「斷頭台上凄涼夜，多少同儕喚我來」等等狂吼。流風所及，中國留學生和革命黨人如徐錫麟、秋瑾、汪兆銘、蔡元培、任鴻雋、周豫才（魯迅）等等，紛紛投入到這股大潮之中。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動利落穩當，「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著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讀，而並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谷，對於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樸素謙抑的蔡元培，骨子裡又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志氣與血性，「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這是蔡元培給青年學人、後來一度出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留下的印象。
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鐵片和石塊里製造出的炸彈，可以將一個王朝殘破的軀體炸出幾個血洞，讓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墮落的國立大學堂，同樣可以製造出爆炸力驚人的文化炸彈，把整個中國腐朽沒落的思想和體制炸個天翻地覆。為此，1916年正在法國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電召回國，於12月22日的「大風雪中」，邁著滄桑的步伐，伴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呼號，跨進剛剛經歷過一回帝制復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簽發的任命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1917年1月4日，時年49歲的蔡元培於北京古城晦霧繚繞的「三海」岸邊匆匆繞過，輕健沉穩的身影邁進高傲中透著古怪的北京大學門檻，在寬敞漆亮的校長交椅上坐定。自此，這位前清翰林的後半生，便與國家、民族政治文化命運緊緊地維繫在了一起。
蔡元培這一與往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