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面前的李濟，與梁氏家族兩代人有著非同尋常的淵源，其深厚的友誼肇始於清華國學研究院。
1921年初，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校長積極倡導下創建研究所國學門，蔡元培親任所長，由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門生、北大教授沈兼士任國學門主任。所聘教授除本校名師，還聘請社會上名聲顯赫的鴻學碩儒羅振玉、王國維為通信導師。此舉開創了在大學校園內設立研究機構專門研究學問的先河，一時為天下儒林所重。與北大同為北方教育重鎮的清華學校，自1911年建立後，其體制只是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相對薄弱。眼見蔡元培把北大國學門搞得紅紅火火，清華學校教授與社會各界有識之士，不斷發出清華亦應仿效北大，增強國學教學研究，以傳播民族文化香火於天下的籲請。
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湧動中，1924年初，清華學校當權者報請政府批准，欲正式「改辦大學」，校長曹雲祥專門函請周詒春、胡適、范源濂、張伯苓、張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時的學術、教育界大腕擔任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六人中，除前任清華校長周詒春婉言未就，其餘五人均接聘。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由於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限制，經過多次商討、斟酌，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後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訓練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範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積極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
計畫既定，清華校長曹雲祥即動員早在1917年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適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尚不算糊塗的胡適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並建議曹校長根據中國學界的優秀傳統，採用宋、元時代書院的導師制，兼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表示請胡氏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範，綿延中國文化血脈。但此時的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等諸前輩那「高山仰止」的國學氣勢和學界泰斗的真實存在，以及王、梁等人作為文化崑崙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之高，大師之大的偉岸身影，他再次清醒又謙虛地說道：「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啟超）、王靜安（國維）、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1925年2月，在曹雲祥校長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聘請由美國哈佛大學歸國的一代名士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自此，吳宓開始協助校長曹雲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來院執教。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雲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居處一一聘請。時年49歲的王國維（號觀堂），作為滿清王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帝師」，自然屬於舊派人物（南按：王曾任滿清宣統朝五品銜「南書房行走」職）。半年前，王國維因不滿北大國學門沈兼士等人的一些做法，憤然辭去通信導師一職。1924年秋，直系軍閥將領馮玉祥，率部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戰爭中，中途倒戈，悄然拉著隊伍從前線回到北京，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馮玉祥下令將國民政府總統曹錕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取消國民政府對皇室的一切優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馮玉祥擅自派出的國民軍包圍了紫禁城，宣布廢止對清王室優待條件的函文，限令清遜帝溥儀三個小時內搬出皇宮。仍以皇帝自居的溥儀看了函告，驚慌失措，在軍隊脅迫下，召開了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交出了皇帝印璽，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監和宮女。當天下午，被監護離開皇宮紫禁城，搬到後海甘水橋生父的居處醇王府暫避鋒芒。
溥儀被逐出宮，王國維的「南書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書度日。正在這樣的節骨眼上，曹雲祥校長托胡適向王國維轉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並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作一番解釋說明。王氏深怕機關中人事傾軋，本不欲就聘，後經胡適說和，加上胡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到清華園轉了一圈，王始有進清華的念頭。
此次吳宓再次登門，對王國維這位晚清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作過一番了解研究，計定了對付方法，力爭一舉成功。待吳到了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10號王國維住所後，採取入鄉隨俗策略，先行三拜如儀大禮，然後再提聘請之事。此招令王國維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麵包的年輕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頗感痛快。王氏「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吳宓的一番心思總算沒有白費。
決定就聘的王國維，覺得這樣重大的工作調動，應該稟報「皇上」，看「上面」是否「恩准」，再最後決定行止。於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些時日，硬著頭皮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張園見到遜帝溥儀，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後，才放下心來，收拾行李，於4月18日，攜家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身材瘦小的王國維，臉龐黑黃，八字須，頭戴瓜皮帽，身後拖著一根豬尾巴狀的小辮子，一副頹喪委靡的樣子，屬於現代文學與影視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滿清遺老形像，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醜陋。當年與王相識的魯迅曾說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胡適也曾直言不諱地說王國維「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正應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訓，此人肚子里的學問，可謂如江河湖海，浩瀚無涯，並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的王國維，早年立志研究哲學、美學，繼而詞曲，通過自己的天才加勤奮，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對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特別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後世的叔本華、尼采等大師的思想理論，有獨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見。憑藉「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的求學治學精神，王氏經過多年苦心鑽研，終成利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第一人，對宋元戲曲史的研究更是獨樹一幟，達到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奇境界。1906年，王國維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詞，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倡導德、智、美、體四育並舉的教育理念，明確提出教育之宗旨為培養「完全之人物」，為中國現代教育理論的創建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隨亦師亦友的滿清遺老、古文字學家羅振玉避居日本，開始隨羅專治經史、古文字學、考古學，先後在歷代古器物、甲骨鐘鼎、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以及殷周秦漢古史的考釋研究領域取得了驚人成就。最驚世駭俗和令人欽佩的，是對出土甲骨文與傳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過對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這一視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國維最終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軀，藉助思想學術的浩然銳氣，轟然撞開了迷濛遁隱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門，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一下子向前延續了近一千年。王國維也因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劃時代學術貢獻，一舉成為甲骨學的鼻祖和「新史學的開山」（郭沫若語）。後世評價王國維學問之博大精深，有「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陳寅恪語）的高度讚美。1922年8月28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此時的胡適雖然有點謙虛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舊」的圈子之內，但就他的國學功底與成就而言，與王國維相較，不能說無法望其項背，至少是不能與王國維齊肩並立，更談不上予以匹敵。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學術框架和標高論，自兩千多年前偉大的史學之祖司馬遷與世長辭，過了一百多年才產生了班固；班固死後五十多年產生了荀悅；荀悅死後過了八十多年產生了陳壽。陳壽死後七百年，直到11世紀才產生了歐陽修、司馬光及其助手劉恕和范祖禹。12世紀產生了鄭樵。鄭氏死後六百年，到18世紀才產生了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全祖望、章學誠等幾位名家。繼趙、錢、王、全、章等人死後百餘年，才有曠世天才王國維橫空出世。而王氏不僅「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一世」（吳宓語），其學問博大精深，是繼魏晉時期寫出不朽名著《三國志》的大史學家陳壽死後一千六百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