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麗卡在劍橋的最後一年自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開始。這一年中，英國和外面的世界還有更多的交集，既有英國的出征，也有外來的「入侵」。後來，她漸漸覺得，這座歷來與世無爭的沼澤地古鎮及其精緻的學院和平靜的草坪，似乎正籠罩在烏雲滾滾的天空之下，與埃爾·格列柯96的《托萊多風景》和透納的《暴風雪，漢尼拔率領大軍跨越阿爾卑斯山》如出一轍，這兩幅畫都刻畫了黑暗與光明之間的鬥爭。有人告訴她，西伯利亞風暴和英格蘭的這片平地之間沒有高地阻隔，只隔著冰冷的北海。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那年，也爆發了匈牙利事件 ，從此，英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就不止於電報和怒火的湧入，還在於部隊調動、軍艦被擊沉和士兵被打死等事件，於是，人們突然覺得有必要考慮國家認同問題，突然害怕暴力，突然有了責任感。這種事情固然不算新鮮，但是，弗雷德麗卡和許多對政治不敏感的同輩人一樣，對東柏林和波蘭的動亂一無所知。和蘇伊士危機一樣，匈牙利革命也是新聞，絕對是「新」聞。他們這一代人，或者說是我們這一代人，除了拉斐爾·費伯和馬里烏斯·莫克濟蓋瑪，一般都比較單純，對於歷史不是很敏感，不管那段歷史有多麼糾結，有多麼動蕩。不過，面對貝爾森、奧斯維辛、廣島和長崎的照片，大多數人倒是對人性漸漸生畏，有些家長不敢讓自己的小孩看到這些照片，有些人則覺得有必要公之於眾。弗雷德麗卡將這些可怕的畫面與來自文學讀物的抽象知識相結合，覺得人性是危險的，不可靠的。《李爾王》講述了一個昏聵而又霸道的傻老頭子遭遇子女不孝的悲劇，但是，這本來無足輕重的家庭矛盾卻道出了人世間普遍存在的愚蠢、殘忍和絕望。在《奧瑞斯提亞》97中，勇氣和力量遭遇盲目的愛與恨，造成了相互殘殺。在威爾弗雷德·歐文98的詩句中，同一個戰壕的戰友感情深厚，但最終要面對肺部腐爛和血肉橫飛的慘痛。這些都是悲劇的常規意象，但在弗雷德麗卡眼中卻無比驚人，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她曾略帶失望，又略懷小資情結地認為普魯弗洛克71舒適的生活方式和隨之而來的虛無將流行於世界。（之所以提到「小資產階級」，是因為弗雷德麗卡讀過薩特的《噁心》，她知道「資產階級」是眾人譴責的對象。） 她要鬥爭的敵人是無聊，說得難聽一些，是無聊加自滿再加無能，而不是被極度放大的愚蠢和殘忍。艾略特提到過「無聊、恐懼和榮耀」。劍橋也討論過「倦怠」的罪過，和「自欺」「意義」（在這個對政治冷淡的歲月，什麼東西還有意義呢？）等表示虛無焦慮的辭彙。12月，第一批匈牙利人進入大學，帶來了關於街頭鬥爭和坦克的傳說，廣播中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外面的世界就像佔領軍一樣氣勢洶洶地到來。不止一個年輕人叫作阿提拉 ，還有很多人叫作伊爾迪克，他們似乎都是被大風刮來的。（弗雷德麗卡的地理概念很模糊。）
這是弗雷德麗卡首次感受到公眾情懷。對於蘇伊士運河事件，朋友們出乎意料地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英國是「負責任」的國家，他們對所謂「綏靖政策」心有餘悸；另一派認為所謂「主動作為」，其實是動機不純的機會主義，或者說是懷念帝國榮耀的產物。歐文·格里菲斯、托尼·沃森和艾倫·梅爾維爾都收到部隊的通知，叫他們隨時準備應召入伍。他們都受到了嘲諷，自己也感到很焦慮。可愛的弗雷迪等人則主動去參軍。這或許表明，對於政府的作為，同學們的態度涇渭分明，支持和憤慨並存。其實，國家榮譽感、輕重不同的排外情緒以及關於英國是否存在經濟優勢的判斷，讓整個英國社會出現了莫須有的對立。過了好多年，弗雷德麗卡才深入思考了自由、生死、阿斯旺大壩的融資、以色列的生存以及匈牙利一黨專政等大原則問題與英國社會文化的關係。這時候，她還認為蘇伊士運河危機既是文化問題，也是道德問題。她從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中得知，大英帝國缺乏想像力，缺乏遠見卓識，因此會做出麻木不仁乃至邪惡的事情，即使那隻限於某些地區。她也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高尚情懷（理想、榮譽感、勇氣和愛國主義）和苟且現實（大炮、泥巴和士兵殘殺）相互對立的產物。先不說如今的看法，在當時的認識中，吉卜林99就是個壞作家，因為他目光狹隘，只有極端愛國主義，而且太任性。伊頓的操場是被嘲笑的對象，沒有人在此寄託理想（弗雷德麗卡討厭運動）。自然而然，很多人都認為英法對埃及內部事務的干涉是任性傲慢的表現。弗雷德麗卡也這麼想。年紀比她大的人視角有所不同，他們覺得納賽爾上校是善於蠱惑民心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是另一個希特勒，有可能做出奴役鄰國之舉，弗雷德麗卡和她的同類則認為他敢於反抗自以為是的威權，值得推崇。
那個時候，弗雷德麗卡就逐漸開始反思，覺得吉米·波特和吉姆·迪克森這種任性妄為、痞氣十足的人實在令人不齒。他們的模仿者都想打倒「裝腔作勢」的所謂世襲的文化權威，也就是他們的學長。為此，他們利用藝術手段，惡搞聽學長話的女人，將她們刻畫成粗野、不男不女的形象。（有一個波蘭政治家表示，「幸運的吉姆」一舉一動都那麼古怪，可以影射聰明卻軟弱無能的波蘭年輕人。）弗雷德麗卡實在難以認同英國這種「宣示」陽剛之氣的做法。
拒絕女生參與的劍橋聯合會舉行了一次緊急辯論。歐文·格里菲斯去了，用威爾士口音激昂慷慨地反對搖旗吶喊的行為，他認為我們更需要新鮮的空氣和充足的教育機會。托尼·沃森也去了，後來，他興高采烈地跟艾倫和弗雷德麗卡介紹說，他就像穿著厚呢軍裝的軍官，激動地發布「命令」，但沒有人理睬他，因為那裡不分等級。在紐納姆，在弗雷德麗卡的記憶中，只有傳播福音的基督徒學生聯合會才會這樣大張旗鼓地宣傳某種思想，他們通常會在午飯後喝咖啡的時候大膽地接觸陌生人，除此之外就是利維斯博士思想的狂熱追隨者。然而，她曾經看到兩個穿長袍的女人站在會堂的桌子上對飆，後來回想起來，這是她首次近距離接觸不同政見者的對峙。她後來記不得那兩個女人在爭什麼，也記不得誰站在哪一邊。她只記得她們互噴的一些零星辭彙，例如「幼稚」「自大」「犯罪」「不負責任」和「極端民族主義」等，問題在於她們的一乾女聽眾心裡通常只有「愛」「婚姻」「家務」，極少數人也惦記著「工作」。
弗雷德麗卡還跟可愛的弗雷迪的一個親戚有過一次短暫的談話，那個親戚溫文爾雅，參加了一個委員會。委員會趁大家在藍野豬餐廳喝茶的時候開會，討論怎麼安排匈牙利難民的未來發展和住房問題。這個女孩叫貝琳達，擅長陶藝，很少主動跟弗雷德麗卡說話，僅有的一次是在五月舞會吃沙拉的時候。她叫她支持她的新工作，臉微微泛紅，探著身子，看起來有點著急。她說：
「這改變了我的生活，給了我生活的動力。」
她的雙眼淚花閃爍。弗雷德麗卡一時錯愕，大為感動。她認識的年輕人都是悲觀消極的，但是，貝琳達似乎充滿希望，對她而言，社會生活非常重要，「婚姻集市」也十分美好，值得嚮往。弗雷德麗卡心想，人對人的了解真是太少了。髮長母音和嘴角上揚的微笑，很容易跟「自鳴得意」聯繫在一起。同樣，想起比爾，想起亞歷山大，想起拉斐爾·費伯，想起丹尼爾·奧頓，你會覺得需要有中歐人的決心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她自己的問題在於，她的生活有太多的目的，而且有些目的相互矛盾。
要說弗雷德麗卡的生活和意識都因為蘇伊士運河危機或者匈牙利革命而改變，那純屬扯淡。她最牽掛的是劍橋和外界的緊張關係，這對她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她愛上了拉斐爾。她已經放棄了很多，包括演戲的機會，以及隨機的性愛歷險，她放棄性愛歷險的原因不明，可能有拉斐爾的關係，也可能因為她害怕懷孕，也可能她認識到她讓男人感到頭疼。
未來可能有兩種弗雷德麗卡：一種是被關在大學圖書館裡寫作，主題是十七世紀宗教敘事里的隱喻，另一種是在倫敦，同樣是寫作，但方向比較不明確，有多種不同的主題，有可能是言辭詼諧的新聞評論，也有可能是像艾麗斯·默多克那樣的新都市小說。問題在於，她有時會想，這兩個弗雷德麗卡其實就是一個，不會分開。那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博士可能因為缺少外界的動力而死於茫然，而那個世俗化的作家可能會因為內在精神生活匱乏而儼然成為空有其表的甲殼。在假設的未來世界中，這兩個人可以並存，弗雷德麗卡進一步地努力，希望在兩個方面都有所作為。她已經申請讀博，而在艾倫·梅爾維爾的建議下，她在1957年1月報名參加《時尚》雜誌的徵文比賽，提交了一篇八百字的自傳和兩篇短文。
其中一篇短文是普羅旺斯遊記，提到凡·高的風景畫、蛋黃醬、滾球和冬季颶風，以及從前的聖瑪麗海灘和女神迦梨薩拉的木雕神像（雖然迦梨薩拉的身份未得到確證，但弗雷德麗卡喜歡這麼叫）。另一篇是1956年的「紅黑榜」，紅榜包括艾麗斯·默多克、《等待戈多》、各種色彩鮮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