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BC午餐會期間，一股奇怪的光線碰巧照射到《早餐桌》上。我是說「碰巧」。我以為，在我們的一生中，有很多時候，我們的注意力都放在一個問題上，例如人的問題、抽象的問題或者實際的問題，但最終可能出現某些意外的邂逅，和人的邂逅，和書的邂逅，和思想的邂逅。說到這個現象，可能還得提起喬治·艾略特那面隱喻性鏡子上的同心刮痕，而這些刮痕的中心似乎就是燭光中心，是自我主義者自我欣賞的目光。凡·高的畫也有一個中心，那就是他那兩隻盯著自己的眼睛。然而，那股光線似乎就是自我主義的對立面，是審視事物秩序的深邃目光，在這種目光下，一切事物都是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那好像是在宣示意識高於物質，在隔著空氣排列圖書館的藏書，至少是在安排肉體穿過哪些藏書所在的通道。在這種心態下，平淡或者茫然地瀏覽書架或者藏書目錄的時候，我們會意外發現一本平淡無奇的書，或者發現一個論點，或者一系列與我們的問題息息相關，然而我們未曾追尋過的事實。亞歷山大之所以能領悟到上述道理，是因為威基諾浦教授碰巧發表了一些言論，讓他受到了啟發。今天的午餐會就是為威基諾浦教授舉辦的。
可是，亞歷山大和威基諾浦的談話並非碰巧。這位教授今天有兩個身份。他曾發表過一系列準確而廣泛的講話，深入剖析了西方繪畫中光的表現。同時，他也是新建北約克郡大學的候任副校長。大學已經進駐羅伊斯頓，亞歷山大的《阿斯翠亞》就是在羅伊斯頓的花園露台上首演的。亞歷山大看過那些講稿，但沒有想過發表什麼意見。一份講到了達·芬奇、拉斐爾和柏拉圖關於數學順序和真理的觀點，另一篇的內容是代爾夫特的維米爾、17世紀的光學、相機暗箱、望遠鏡和顯微鏡，還有一篇主題是後印象派偶像和光線與繪畫，偶像之一就是凡·高。BBC的管理當局認為，亞歷山大可以和教授談談他對新職位的感想以及他的審美興趣。
威基諾浦是個荷蘭人，是在戰爭期間來到英國避難的歐洲知識分子，後來，他留了下來，一直用英語寫作和演講。這些難民是最後一代博學多才的知識分子，威基諾浦跟其他人的區別在於他不是中歐人，也不是猶太人。後來他意識到，他們也是對「人類文化是什麼」「什麼東西必須被了解、保護和傳承」有共識的最後一代。威基諾浦是個語法學家，也是數學家，據說對人類認知的某種說法和記號很感興趣，所以才對語法學和數學都感興趣。他對繪畫的興趣始於光線等基本細節，後來逐漸複雜化，關注到了形而上學和關於「存在」的概念。廣播當中談到許多很小的細節，亞歷山大對此讚嘆不已。亞歷山大已經很善於通過電波用抽象、陌生化的語言表現具象、現實的內容。威基諾浦提到，在維米爾的《代爾夫特一景》中，深棕色的船上有很小的白色油漆顆粒，他的描述和評論令人印象深刻。
他的聲音在收音機上聽起來優美清晰，英國口音非常地道，輔音發得很清晰，母音很洪亮，亞歷山大以為他是個精緻的小個子，親眼看到他本人時嚇了一跳。威基諾浦身材高大，可能有六英尺五英寸 高，穿著黑色正裝，國字臉，鬍子厚實而整齊，一頭黑髮剪成方形，一雙深邃的黑眼睛，上面長著一對濃密的眉毛。從鼻子到嘴角，富有張力的線條就是樸素實用主義和文明的混合體，跟BBC電台一樣。房間布置很簡單，就是一個會議室，有幾扇布滿灰塵的窗戶，外麵灰色的光線從這幾扇窗戶透進來，桌椅用料都很講究。午餐布置豪華，鋪了白色的桌布，擺放了雕花玻璃器皿、分量沉重的銀器和幾束鮮花，像極了在沙漠里誘惑聖人和過路人的虛幻宴會。應邀出席午餐的還有聖保羅大教堂的教長、一位牛津智囊團的成員和一位小說家，這位小說家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以英國文化教育協會的名義巡迴演講，名字叫作朱莉安娜·貝爾珀。她的臉龐瘦長、精緻，上身穿著玫瑰色的絲綢襯衫加黑色的定製外套，有點布盧姆茨伯里派的氣質。菜肴有螃蟹肉醬、羅西尼嫩牛肉片和經典法式梨甜點。干紅葡萄酒和斯第爾頓乳酪很棒。牛排很硬。女服務員戴著挺括的白色帽子，黑色員工制服外面圍著圍裙。除了威基諾浦，每個人說話的聲音都一樣，都非常謙虛，似乎對於什麼樣的行為符合道德和傳統規範，什麼樣的行為是高雅的，大家的認識都高度一致。 他們熟知什麼是教養，什麼是藝術，什麼是品位。威基諾浦向大家解釋了新大學的建校理念，他板著臉孔，挺著身子，陳述學校宗旨的時候，就像部隊教官的喊話，讓人家覺得他好像是剛退休或被解僱的殖民地總督。他說他反對英國過早專業化的做法。知識不是裝在小盒子里可以分別放置的，學生應該具有科學和數學基礎，掌握多種語言，大學固然要教授技術技巧，例如建築和工程學，但也要教授繪畫、廣播和電影等科目。不管在什麼階段，所有學科之間都應該有所融合。他很客氣，很專註。這些話他早就說過很多遍了。
在20世紀60年代，北約克郡校園爆發激烈的鬥爭，BBC的里思主義做法受到諷刺挖苦，教育也變成了大家都不認識的樣子，亞歷山大回想起這頓午餐，驚訝於當時人們都有很強的信念，他甚至懷念當時灰濛濛的環境，雖然當時他還為此感到憤怒。他還記得那時發生了一點小衝突，威基諾浦對朱莉安娜·貝爾珀發起了攻擊。在介紹新大學的時候，她沒有認真聽，只聽到威基諾浦說受過教育的人就應該了解廣義和狹義的相對論，她就說，的確如此，藝術和科學領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我們已經失去了確定性，失去了堅定的信念和價值觀，在我們的眼裡，世界是流動的、隨機的、混亂的，我們的藝術形式應該反映新世界觀的碎片性和主觀性，等等。亞歷山大知道，這些都是她巡迴演講中使用的套話。
威基諾浦很不高興，他沖著面前的葡萄酒瓶說：「這種言論很愚蠢，我沒有耐心聽。過於簡單化，簡直是胡說八道。說世間萬物都是相對的，那也是相對而言。我們都是相對的，這沒錯。我們的計量結果取決於我們的生物機理，取決於工具製造者的技術，取決於地理來源和構成物質的化學成分。但是，你們要知道，如果沒有絕對的概念，例如關於光速的絕對認知，相對論也就不成立。在相對論里，光速就是一個常量。如果我們沒有秩序的先決概念，包括數字、形式和法律等既定的觀念，所謂隨機或者混亂都無從談起。」
「但是，我們人類的主觀體驗就是隨機、混亂的。」朱莉安娜·貝爾珀對數學沒有興趣，「我們並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弗洛伊德已經證明，我們存在未知的無意識狀態。我們獲得的印象是隨機的。」她一雙大眼睛淚光閃閃，髮髻鬆了，一些柔軟的頭髮散落下來，遮在眼睛前面。
「弗洛伊德，」威基諾浦說，「跟開普勒一樣是科學家，他們都相信真理。開普勒認為，天體運動之所以變化無常，是眼睛晶狀體的形狀決定的。他並不說天體無法研究，而是說我們需要先研究眼睛的構造。弗洛伊德認為人的行為有三個規律是可以觀察和研究的，是可以得出確切結論的。他的研究結果很難證明，但他的出發點是對的，值得敬佩。你之所以感到混亂，感到模糊，那是你的無知和智商低下造成的。在這種條件下，不可能造就好的藝術。」
這時，他的姿勢不再是士兵般的挺拔，他儼然變成了先知，肢體十分僵硬。亞歷山大不由得想起弗洛伊德筆下的摩西，在他的眼中，朱莉安娜·貝爾珀只剩下盈眶的淚花和漲紅了的滿是雀斑的臉頰。
「我脾氣不好。」他說。但他沒有表示歉意。在20世紀60年代學生革命期間，「脾氣不好」成了批判他的理由。當然，此時此刻，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因為在這裡他儼然就是老大。
午飯後，亞歷山大帶威基諾浦去他的辦公室，他們要討論最後一次談話的主題——荷蘭畫家蒙德里安。他的辦公室在廣播電台大樓的頂樓，有個天窗，陽光直接照到他的辦公桌上。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張《早餐桌》版畫，簡短地聊了一會兒蒙德里安之後，威基諾浦注意到了這張畫。亞歷山大介紹了他的戲，他說他很喜歡這幅畫，因為很安靜。安靜的畫面怎麼在戲中再現呢？威基諾浦抽著碩大的煙槍，笑著說：
「韋德伯恩先生，我有個朋友，他富有想像力，能夠將你的這個畫面編成一部心理戲。在他的眼裡，一隻瓶子就是一個勃起的男人，一個圓形的盆就是一個樂於接受男人的女人。咖啡壺像什麼呢？法式咖啡壺由兩個部分構成。我這個富有想像力的朋友會說，上半部分是男人，他插在下半部分的女人身體裡面，這和凡·高年輕時候畫的雞蛋一樣，象徵著生殖器。」
「那就破壞了事物的本質。」
「即使光線也有色情的意味。維米爾畫的女人都很強壯，也貌似很遙遠、很純潔，但是，暖色調不就代表著情愛嗎？我們剛才提到弗洛伊德，在他的《超越快樂原則》7這本書裡面，光線就等同於情色。光線讓死氣沉沉的世界充滿生命，通過光線，紛繁複雜的形式可以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