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時間，亞歷山大在布盧姆茨伯里。他在廣播公司工作，這是他三十七年以來第一次就職於非教育機構。他有一間辦公室，配有一個秘書，薪水很不錯，但受到嚴格的等級制度的制約，需要時刻保持言行舉止得體大方。他的職稱是榮譽製作人，實際上他並沒有製作過脫口秀節目或影視劇。他負責提供「思想」。他經常在喬治酒館和詩人、紳士以及四處講學的教師一起喝酒。
他暫時寄居在朋友托馬斯·普爾租賃的公寓里，他的這個朋友剛從約克郡的一所職業學院跳槽到了克拉布·羅賓遜研究所。亞歷山大的父母在韋茅斯開了一家旅館，現在還開著。從他上幼兒園，一直到之後進入公立中學、牛津大學，再到成為教授，他只是時不時地回旅館待幾天，隨便找一間剛好空著的房間住下。他習慣於待在有人管理的房間里。即便在開始的那幾天，搬家用的箱子還沒有打開，窗帘也太短，但是，與普爾住在一起的日子也算是他最接近普通家庭生活的日子。
公寓樓位於托特納姆法院路和高爾街之間，是一幢紅磚樓，窗戶採用石質窗框，紅木門上飾有拋光的黃銅。大樓建於愛德華時代，結實堅固，是專為有一兩個用人的家庭設計的。普爾剛搬進來的時候，廚房仍裝有召喚用人的電鈴和燈光系統——那是一個玻璃盒，盒子裡面有幾個小圓盤，每個圓盤連接一個房間，包括客廳、主卧和育兒室。不過，他們不清楚具體哪個圓盤連接哪個房間，而且電鈴也壞了。公寓有四間大房間和四間小房間，一條幽暗的長廊連接著這些房間。從廚房、儲藏室、小卧室等僕人活動區域往外看，可以看見一口井，井沿貼著白色瓷磚，點綴著斑點和條紋圖案。視線的中間是窗檯花箱，天熱時，這裡便會響起音樂和人聲，久久回蕩。普爾一家住在第六層，是大樓的頂層。大房間正對著街道，透過玻璃飄窗，能看見倫敦城裡懸鈴木的樹冠、成群的鴿子，過了幾年，郵政局大樓在對面拔地而起，一層一層很有規則地疊起來。亞歷山大的房間在離廚房最遠的一頭，房間通風好，布置簡單，十分安靜。他的房間里幾乎什麼東西也沒有，因為他只是暫時住在這兒。他在牆上掛了一些舊裝飾畫，現在這些畫都已經用玻璃框裝起來了，有畢加索的《拿煙斗的男孩》和《流浪藝人》，還有他自己的戲劇《街頭藝人》的廣告，也有羅丹的《達那俄斯的女兒們》。除此之外，他還掛了一張倫敦版《阿斯翠亞》的演出海報和一幅都鐸玫瑰鑲邊的達恩利畫像。他還有凡·高《向日葵》和《黃椅子》的小型版畫。在劍橋的時候，弗雷德麗卡在讀《重返布萊茲海德莊園》的時候了解到，查爾斯·賴德羞愧難當地摘下向日葵，扔到牆壁上。亞歷山大多年未見向日葵，他看到畫中的向日葵時，那份好奇和喜悅與日俱增。版畫的色調為青黃色，不像原畫。亞歷山大從普羅旺斯帶回來一張床單，暗黃的底色上印著幾何花卉圖案，他和普爾一家選購了純黃色的窗帘，搭配很完美。這樣一來，房間就是黃白相間的色調，外加灰色圈絨地毯。
亞歷山大是以成功作家的身份來到倫敦的。在分析和讚頌北方工人階級的價值觀和道德品質的實驗小說的結尾，成功的人物也會來到倫敦，而在完成創作後，小說的作者也會跟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樣，飛快地沖向這個熙熙攘攘的首都。普爾一家也想方設法擠進了大都市。他們原來的家當，三件套傢具、威爾頓地毯、玻璃門書櫃以及家裡的銀器等，一律被拋棄。埃莉諾·普爾告訴亞歷山大，公寓的一大優點是所有的房間排列整齊，除了房間，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你可以在任意一個房間里睡覺、吃飯或工作。他們在房間里鋪了銀灰色圈絨地毯，刷了白漆，掛了有幾何圖案的窗帘。木匠安裝了流線型的架子和櫥櫃。孩子們蓋著色彩鮮艷的芬蘭毛毯，紅色、藍色和黃色。他們掛了一幅本·尼克爾森69的版畫，還有一幅馬蒂斯70的裝飾畫。亞歷山大很喜歡。
他們一日三餐品種多樣，很有儀式感，他也很喜歡。一聽到高爾街，他便想到亨利·詹姆斯筆下的高樂街，那裡有一排深灰色的喬治時期排屋，汽車從旁呼嘯而過。他每天走路去廣播公司上班，發現古奇街和夏洛特街熱鬧非凡：義大利人的雜貨鋪散發著乳酪、葡萄酒桶和臘腸的香氣，猶太人的麵包店散發著肉桂和罌粟子的味道，塞普勒斯人的蔬菜水果商店裡擺滿了各式各樣在北方買不到的蔬菜，比如茄子、茴香、朝鮮薊、西葫蘆等，有綠色的，有紫色的，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施密特熟食店裡，你可以買到泡在木桶里的酸菜、黑色的裸麥粗糧麵包、熟的或者生的香腸、放了雞蛋的鬆軟大麵糰和小杯黑咖啡，熟食店有個中心收銀台，提供小票，收銀員是一個女士，她身材挺拔，有點鬍子，身穿黑色蕾絲長裙。在貝洛尼的店裡，身材高大的路易吉既能說一口流利的義大利語，也有一口流利的倫敦腔，他稱了一紙袋黑橄欖和綠橄欖、一小袋散發著刺鼻氣味的肉豆蔻、一塊用紙包裹著保持清爽濕潤的馬蘇里拉乳酪。這就是城市的味道，一個國際化的大城市，一切似乎都是永恆的。與此同時，這又是一個村莊，屬於他的村莊。
從前，人們雖然有著健康的牙齒，卻喪失了對食物的感覺。伊麗莎白·戴維開始教育整整一代人，教他們觀察、品嘗和製作食物。
這段時間，和埃莉諾·普爾討論烹飪書中的細節，算是亞歷山大的日常生活內容之一。他幫她去商店購物，回到廚房，從公文包里掏出一盒剛燒好的意式方餃，或者一袋鬆軟的帕爾馬乾酪和一個香草莢。他每天總會帶回來一些新鮮的東西，有時是茴香鯖魚，有時是燉魷魚，有時是新鮮出爐的比薩。樸素的城市生活因此而多了幾分色彩。艾略特71在《關於文化的定義的札記》中嚴肅地指出，一個民族不僅需要足夠的食物，還要形成自己獨特的風味。
以前，他一直盡量避免跟這家人一起吃飯，不過現在已經放棄了。他注意到，普爾一家始終謹小慎微，十分注重禮節，可見他們的憂心很重。
在羅伊斯頓演出《阿斯翠亞》時，托馬斯和亞歷山大一樣沉迷於情與性。1953年夏天，安西婭·沃伯頓悄悄打掉了她與托馬斯·普爾的孩子。在卡貝塔因的時候，亞歷山大與她在一起的那段時間裡，從未聽她說過痛苦或悔恨的話，也從未聽她明裡或暗裡提到過普爾。等到托馬斯和亞歷山大開始討論租房計畫時，普爾已經忘卻了這段不開心的經歷。亞歷山大和普爾在羅伊斯頓的小約翰酒館喝了一次酒，普爾說，如果亞歷山大考慮住在他們家，實際上是幫了他們的忙，一個外人有時很管用，親人在一起，總有一些麻煩事。去年夏天，埃莉諾還對普爾的這段關係耿耿於懷。亞歷山大覺得不能問普爾現在的心情怎麼樣，英國人講究心照不宣。他們聊了聊利維斯博士，還說到他們都十分懷念約克郡的沼澤地，說到未來影視在教育界將大有作為。普爾算得上是亞歷山大的密友了。
起初，他以為儀式感主要是埃莉諾刻意營造的，在某種程度上，燒好每一頓飯菜是對丈夫的一種安撫，是盡妻子和家庭主婦的本分。她會和亞歷山大聊她的新發現，比如說希臘街科代克女士飯店裡的沙拉食材，用奶油乾酪、朗姆酒和精磨咖啡做成的義大利布丁，提到這些東西時，她都說是要為托馬斯準備的，她總想著托馬斯。她會給亞歷山大介紹一種奶油乾酪，裡面含奶油，不含氨，正是托馬斯喜歡的口味。或者帶他去希臘商店看養在深色桶內的鯷魚。她說：「我自己不喜歡鯷魚，但托馬斯喜歡。」
亞歷山大覺得，這種過分的關切其實是一種侵犯或者責備。她會溫和又堅決地讓孩子們不要靠近公寓里的某些地方，因為孩子的父親要在那裡工作。他們有三個孩子，分別是克里斯（八歲）、喬納森（六歲）和莉齊（三歲），兩個男孩長得像托馬斯，方額頭，一頭金髮，嘴巴扁平，那個女孩長著一頭細捲髮，顏色暗淡，亞歷山大因此想到了老鼠的皮毛。這時，他才意識到，用「顏色暗淡」來形容頭髮，實在不會讓人產生什麼好的聯想。孩子們不能到街頭玩耍，他們的生活也規規矩矩。他們去學校和幼兒園的路上要經過羅素廣場，他們也在父母的陪伴下去布盧姆茨伯里的廣場花園騎少兒三輪車、撿落葉。亞歷山大對這些孩子了解太少，他不知道他們幾乎不吵架。看到他們家裡掛的藝術品，他才想起來，埃莉諾是一名美術老師。他們做了一幅拼貼畫，那是一條龍，用彈性塑料做鼻孔，鱗片閃閃發光，身體彎曲有致，佔了廚房整整一面牆。燒飯的時候，龍的上方煙霧繚繞。他們會隆重地向托馬斯展示廚藝作品，像蛋糕和紙海豚等，期待得到他的讚賞。「看看我們的成果。」她給「我們」兩個字加了重音，意思是托馬斯不在其中。對於作為觀眾和見證人的亞歷山大，她也說了同樣的話，但沒有重音。
托馬斯的回應很客氣。他感謝埃莉諾為他做了豐盛可口的飯菜，他的措辭謹慎而具體。他說他知道，過濾湯水、熬醬汁、準備沙拉，每一道流程都很辛苦，這頓飯來之不易。他還會和他們討論孩子們的藝術作品，並提議去倫敦，逛逛動物園，看看大英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