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5年夏天，弗雷德麗卡對於如何將人分類已經充滿信心，也有自己獨特的想法。例如，她就為兩個比較固定的朋友艾倫和托尼貼上了標籤：一個是變色龍，一個是騙子。有一個星期，她和這兩位風格迥異的小說家短暫相處的時候，弗雷德麗卡突然想到了這兩個詞。艾倫讓他在國王學院的一位朋友叫弗雷德麗卡來參加下午茶派對，說小說家福斯特也會出席。托尼則叫弗雷德麗卡陪他去參加文學社的會議，說金斯利·艾米斯59將在會議上致辭。弗雷德麗卡先去參加了下午茶派對。
其實，弗雷德麗卡並不想見福斯特。她擔心他會破壞關於牛的哲學論述以及《印度之行》48的開篇在她心目中的美好。弗雷德麗卡將這兩段話視作自己的財產，因為她享受過這兩段話給她帶來的快樂。另外，馬拉巴山洞裡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她曾為此感到煎熬，她也有過這樣的感覺，但不知道如何表達。她和艾倫、托尼、埃德蒙·威爾基、亞歷山大·韋德伯恩生活在一個充滿戾氣的世界裡。在小說家的作品裡，這個世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無法辨別。她能對福斯特說些什麼呢？他和她又有什麼好說的呢？不過，對弗雷德麗卡來說，日後能夠提起見過大作家福斯特，那還是很有意思的。
下午茶派對在能俯瞰主庭院的房間內舉行，對面就是禮拜堂。小說家坐在一張包著印花棉布的沙發椅上，看起來又小又老，他留著鬍子，顯得很神秘、很慈祥。桌布都鋪好了，桌上擺放著司康餅、自製果醬、黃瓜三明治、中國茶和瓷杯。弗雷德麗卡碰了一下福斯特的手，然後回到書架後面的椅子上。這些人看上去都很年輕，舉手投足都體現了公立學校的良好教育，還有一種獨特的懷舊情懷，弗雷德麗卡後來在電視採訪中也看到了這樣的情懷。這位小說家談到了划船，說他還在劍橋的時候，時間似乎比現在慢許多。他穿著毛茸茸的粗花呢衣服，腰帶都快勒到腋下了。弗雷德麗卡慢慢發現，艾倫的成長經歷十分坎坷，他是在格拉斯哥少年幫派鬥爭中長大的，所以他偶爾會講一些毛骨悚然的故事，使用自行車鏈條、彈簧刀、指節套環殺人傷人的故事。艾倫的一頭金髮梳得很整齊，像戴著一頂閃閃發光的帽子，十分殷勤地遞給小說家一塊三明治，用帶著蘇格蘭的口音稱呼「先生」，讓弗雷德麗卡覺得他也是在管教嚴格的教士家庭中長大的。由於派對上只有兩名女性，艾倫表現了某種只有在男性聚會上才會表現出來的個性。他的笑聲充滿魅力，舉手投足體現著他的謙遜。弗雷德麗卡不禁想起，關於牛的論述就是被關於女性的話題打斷的。她身子向後，靠在書架上。
十分鐘以後，福斯特就睡著了，一直睡得很熟。大家交談時都壓低聲音，他還輕輕地打著呼嚕。他看起來很滿足。弗雷德麗卡心裡湧起一股對失敗和束縛的恐懼。
有個人坐在弗雷德麗卡身邊的地板上，那個人叫作馬里烏斯·莫克濟蓋瑪，這是波蘭人的姓名。他操著無階級差別的英語口音，聽起來既不是大西洋彼岸的，不是利物浦的，也不是倫敦東區的口音，而是清晰的BBC口音，不會省略或丟失任何音節，聽起來很舒服。他告訴弗雷德麗卡如何在教堂里用拉丁語優雅地唱一段拉丁文頌讚，他說義大利風格的拉丁語比學校里教的更柔和，也更動聽。他說他認為弗雷德麗卡是劍橋的風雲人物，他想和她聊聊，還想給她畫一幅像，因為她的臉龐與眾不同。「以前我學過繪畫，我想我應該當專業畫家，應該成為一名受過良好古典教育的優秀畫家。你不這麼認為嗎？或許我應該學哲學。還是說學英語更好？」弗雷德麗卡問他畫哪種風格的畫，他說，他說不好是哪種風格，反正不是英國的浪漫主義，她一定要來看看，她說她會去的。他個子不高，卻充滿活力，而且十分獨立。他渾身上下充滿魅力，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嗓音迷人。
大作家醒了過來，向眾人說抱歉，卻絲毫不覺得尷尬。他吃了幾口櫻桃蛋糕，沖所有人微微一笑，然後慢慢地、小心地走了。弗雷德麗卡穿過紐納姆的後花園，沐浴著陽光走回家。馬拉巴山洞、在腦海深處閃爍的火焰、蜷曲的蠕蟲、虛無和語言間的關係讓她百思不得其解，在劍橋充滿限制的生活、司康餅和必不可少的午睡也讓她感到困惑。她認為，對於一名作家來說，劍橋不是一個理想之地，對讀者而言卻是理想的。在這裡要怎樣生活呢？她經常這樣問自己。她想起了勞倫斯跟新墨西哥婦女無端的爭吵，想到了在里思布萊斯福德的斯蒂芬妮。她抬起頭，堅定地揚起了下巴。
托尼一定要叫弗雷德麗卡來文學社聽艾米斯的演講，因為《幸運的吉姆》59是一本「重要的書」。弗雷德麗卡讀過四次。一次是因為有人借給她這本書，一次是想了解托尼從書中讀到了什麼，一次是因為她生病卧床，那次她讀得非常快，度過了那段難熬的日子，還有一次是她正要寫一篇文章，題目是關於當代小說中的新風尚。前三次，弗雷德麗卡覺得這本書不好玩，也看不出它「重要」在哪裡。讀第四次的時候，她已經在劍橋生活了一段時間，「憤怒的青年」流派已經出現，她突然被寫剪紙的那一段逗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出了眼淚。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她已經能夠將吉姆·迪克森沉重的表情、對「快樂英格蘭」的嘲弄、惡作劇和孩子氣式的憤怒視為「知識分子對於溫和單調的福利國家的有限叛逆」。弗雷德麗卡將這種「有限叛逆」類比為「電廠」家庭結構下孩子的反抗。因為父母的原則和行為很自由、有理性，總之很開明，要反抗他們的權威，就必須採取任性或荒謬的暴力。她覺得自己對此已有一定了解。比爾的怒火讓她無法做出有限叛逆，這是她產生厭惡的合理理由。不過，從長遠來看，這種理解並不能讓她對吉姆·迪克森更加寬容，也無法更加欣賞他。
四次閱讀，《幸運的吉姆》都讓弗雷德麗卡產生了性厭惡。書中有個好姑娘，好就好在她胸脯豐滿，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她很容易發現瘋狂的迪克森的吸引力和閃光點。書中還有一個齷齪的女人，她化妝技術拙劣，穿著附庸風雅的短裙，經常歇斯底里地用情感脅迫別人。這個人物是仇恨的化身——「迪克森想衝過去把她推倒在椅子上，沖著她的臉重重地打一拳，還想把一顆珠子塞進她的鼻子里。」弗雷德麗卡還很小的時候，她的鼻子曾經被塞過一顆珠子，當時的疼痛現在還記憶深刻。還有一位戴著栗色帽子的老太太，迪克森認為她應該像一隻甲蟲一樣被碾死，因為她延誤了他搭乘的公共汽車。弗雷德麗卡也許已經接受了這樣對想像匱乏和殘忍場景的精準描述，但令她驚訝的是，她的許多朋友竟認為迪克森是道德英雄。他們喜歡刻意的粗魯、惡作劇和做鬼臉。托尼向弗雷德麗卡解釋說，吉姆其實是一個正人君子，一個普普通通又一絲不苟的人，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布盧姆茨伯里團體美學家和《重返布萊茲海德莊園》中的自命不凡和小團體行為。弗雷德麗卡第一次讀《重返布萊茲海德莊園》的時候，以為那是對羅馬天主教信仰的嘲諷，但她也被深深打動了。如果將幼稚的不負責任視為天真，弗雷德麗卡寧願讓查爾斯·賴德和塞巴斯蒂安·弗萊特待在花園裡，也不願看到吉姆·迪克森在學校里胡鬧，儘管這樣他們一定會被開除。有兩個人永遠都是孩子，一個是彼得·潘，另一個是威廉 。弗雷德麗卡更希望遇到男人，而非大男孩。
演講的時候，那個小說家顯得英俊瀟洒，神采奕奕，毫不做作。他自嘲得恰到好處（劍橋喜歡這樣），不太刻意強調文學的重要性（利維斯的劍橋甚至更為模稜兩可）。他故意輕描淡寫，稱小說主要是用來消遣。學生們聽了他的言論，對存在主義作品《另類人》的作者科林·威爾遜60極其輕蔑，乃至於表現出了野蠻的態度。幽默是可以接受的，存在主義的激情則顯得陌生且可疑。艾米斯先生讚揚菲爾丁61的理性，反對《曼斯菲爾德莊園》過於嚴肅的風格，並表示喜劇的可取之處在於能讓人不再自以為是。凡是不認同這個觀點的人，都可能被指責缺乏幽默感，弗雷德麗卡也不能倖免。她有些生氣，她到那裡去，就是為了去生氣的。托尼坐在她旁邊，系著一條格紋羊毛圍巾，像是工人戴的那種大圍巾，外面穿著防風衣。小說家提出小說是「表達自我」的方式時，他笑了，他還問了艾米斯對於在大學開展文學研究的價值有什麼看法。小說家說他反對浮誇和刻意的理解，支持指導學生閱讀並用清晰簡明的英文寫作。社會主義者托尼表示，如果只是這樣，那每個人都已經能得到這樣的指導了。艾米斯先生說，或多或少吧，他認為還沒有到宣揚教育排他性的時候。
在英文學院的外面，弗雷德麗卡和其他人就抑制幽默的道德效用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尼談到了良好的行為規範和審慎。弗雷德麗卡則發表了一番演講，她說這讓她更同情馬修·阿諾德62和「高度嚴肅」。她說，「浮誇」和「自命不凡」是值得三思的詞語，說不定能有更好的詞來代替，比如「嚴肅」或者「負責」。她揮舞著雙臂說：「評判行為做派並不一定就是評判道德，對吧？在《重返布萊茲海德莊園》中，胡珀因為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