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學校申請換房，等了一段時間，學校給她換了房，她從鴛鴦樓搬了出去，裝了電話，還添了一點新傢具。
衛國那邊的電話裝好後，兩人就可以經常打打電話了。她覺得衛國的聲音從電話里傳來特別好聽，說的話也特別溫柔，就像在她耳邊對她傾訴衷腸一樣，她有事沒事都要打幾個電話給他，就為了聽聽他的聲音。
就是從那些通話里，她得知衛國已經寫了個離婚協議，叫鄭東陵簽字。他什麼都不要，只要孩子。但鄭東陵不肯簽字，說她也什麼都不要，只要孩子。相持了一段時間，無法達成協議，衛國向法院遞交了離婚訴狀。
剛開始，她有點擔心：「你現在提出離婚，不怕她——大鬧？」
「她這種人，不管我什麼時候提出離婚，她都會大鬧。但你放心，她現在不會去找你鬧了，因為她向你系裡告過狀，向芷青也告過狀了，都沒告准，還被芷青威脅一通，她一定知道你丈夫很維護你，你們關係很好，那就說明你跟我沒什麼，再加上現在你搬走了，她會認為我提出離婚跟你沒關係——」
她對此半信半疑，但後來鄭東陵的確沒再找她鬧過。
有次她去電信局辦事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機密，嚇得她再也不敢從家裡給衛國打電話了。
那次她正在排隊，看見牆邊站著一個中年男人，拿著一張長長的列印紙，兩邊有洞洞的那種，在那裡一邊看一邊自言自語地質問：「我上個月哪裡往長沙打過電話？」「這才怪了呢，我從來沒往這個號碼打過電話！」
然後那個男人衝到窗口去跟電信局的服務人員理論，被窗口排隊的用戶一陣好罵：「你他媽的想插隊？滾出去！」
那人辯解說：「我不是插隊，我早就站到了，是他們把我的賬搞錯了，這個通話記錄上有好多個電話，都不是我打的，我要問個明白——」
結果窗口那裡一陣混戰，終於將那人擠了出去。
輪到她辦事的時候，她出於好奇，也向服務員要一份通話記錄。服務員說要交列印費的，她問了價錢，不貴，只幾塊錢，就要了一份，拿出來一看，上月的通話一個一個記錄在案，衛國的電話號碼一清二楚地寫在上面，連每個電話打了幾分鐘都寫在上面。
她驚呆了，急忙把通話記錄撕掉扔了。
她不知道芷青知道不知道可以從電信局查到通話記錄，估計是知道的，因為芷青父母家老早就有了電話，說不定芷青那麼積極支持裝電話，就是為了抓住她和衛國通話的證據。
她由此想到，芷青上次說什麼要給鄭東陵寫封警告信，很可能是在騙她，信是寫了，但寫的不是警告信，而是勾結信，讓鄭東陵先按兵不動，等他來收集證據，一旦拿到證據，就聯名到學校去告狀。到那時，系裡不信也得信。
她嚇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從家裡給衛國打電話了，改從外面的電話服務點給衛國打電話，一般都是下班之後，騎車回家的路上，找個電話服務點給衛國打電話。為了不讓電話服務點的人懷疑，她經常變換服務點，今天在這家打的，明天就到另外一家去打，有時還用英語交談，像搞間諜工作一樣。
除了衛國，她就沒什麼別的電話了，所以家裡的電話變成了芷青專用，連小今都掌握了規律，只要電話鈴聲一響，就大聲叫：「爸爸，電話！」
芷青的電話大多是跟他工作有關的，因為芷青在學校管招生，家裡的電話號碼列在招生簡章上，很多人都打電話來談孩子讀書的事，還有人找上門來，請客送禮，想把自己的孩子搞進貴族學校。
她越來越多地聽到芷青在電話里跟人爭論，好像是為學校招生的事，芷青說不能光看錢，學生要通過考試才能招收，不然會影響學校的教學質量，但對方顯然不贊成。兩邊總是和風細雨地開場，臉紅脖子粗地收尾。
她擔心地問：「你這是在跟誰——吵架？」
「不是吵架，是討論招生的事。」
「跟誰討論？」
「還不是學校那幫負責人！都是些不懂教育的傢伙，只想撈錢，但他們沒有想過，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如果學生中考成績不好，誰還把孩子送你學校來讀書？」
「你說的是對的呀，他們不贊成？」
「他們贊成我就不會跟他們——吵了。」
「他們為什麼不贊成？」
「他們說這學校明擺著是為賺錢辦的，現在人家願意交錢你不收，要把人家卡在校外，那你還到哪裡去招生？」
「你沒把質量是生命線的——理論——跟他們說說？」
「怎麼沒說呢？他們不相信嘛，他們說不管中考成績好不好，只要願意交高費，就能進高中，還能進重點高中。」
她覺得這也是個事實，她媽媽在重點高中工作，知道每年有多少學生是靠錢進來的。她建議說：「那你就對他們說，高中可以靠錢買進去，大學就不行了，高考是全國統一進行的，高考成績不好就上不了大學。如果從你們學校畢業的學生，都上不了大學，你們今後也很難招生。」
「我當然對他們說了這個，但他們不信嘛，他們說只要有錢，就能進大學。」
她仔細一想，就沒那麼理直氣壯了：「這倒也是個事實，我們學校就有很多高費生——」
「但是這樣搞不是害了學生害了國家嗎？這樣一層層地買上去，教育質量怎麼保證得了？」
既然芷青把認識提到這個高度了，她就只有同意的份了。
她以為這只是工作上意見分歧而已，沒想到芷青就為這個丟了工作。
有一天她下了班，看時間還早，就彎到衛國那裡去了一趟，然後去幼兒園接了女兒回家。一進門就看見芷青躺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她一愣，做賊心虛地問：「你今天——不上班？」
「沒班上了。」
「他們把你——解僱了？」
「誰敢解僱我？」
「那你怎麼——今天就跑回家來了？明天不用上課了？」
「我辭職了。」
她一愣：「怎麼突然一下就辭職了？」
「不是突然一下，是老早就不想幹了，那伙人完全不懂教育，不按教育規律辦事，我跟他們在一起共事，幹得憋氣。這幾年我一直想改造他們，但最終發現他們——不可造就，稀泥巴扶不上牆！」
她現在關心的不是那幾坨稀泥巴扶不扶得上牆，而是芷青的工資拿不拿得到手。她問：「那你——不就沒工作了？」
「沒工作了再找唄。」
她一下覺得肩上的擔子沉重起來。這幾年，芷青的收入還不錯，工資啊獎金啊外快啊，加起來比她的收入多多了，現在一下少了這份收入，她很驚慌，好像馬上就得剋扣孩子的用度了似的。
芷青安慰她說：「別擔心，我很快就會找到工作的。」
但這個「很快」一下就「很」掉了好幾個月，芷青還沒找到工作，不知道是用人單位越來越挑剔，還是芷青越來越挑剔，總沒有看對眼的時候。
芷青把保姆辭掉了，自己帶孩子，反正小今已經上幼兒園了，就是晚上和周末需要人帶，再就是生病的時候家裡得有個人。
芷青對孩子還算有耐心，但對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則怨聲載道。她不敢跟他談任何有關工作和金錢的事，一談就會打開他的牢騷罈子，滔滔不絕。她開始還提點建議，開解開解，但她發現他根本就不想聽建議，越建議他牢騷越多，專門跟她唱反調，說著說著就變成兩夫妻抬杠了，於是她自我閉嘴，再不管他的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