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當然屬於「環衛工人」中的一員，但他又肯定的沒有北京戶口，肯定的不屬於工薪階層。肯定的，在北京並沒有家。在其他城市想必也沒有家。分明的，他是一個中年農民。他從哪兒來呢？他在農村的那個家，生活狀況如何呢？顯然是很貧窮的。可究竟會貧窮到什麼程度呢？他在北京棲身於一處什麼樣的地方呢？他的工作能使他每月掙多少錢呢？這些，在他活著的時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是隔著我家北屋的窗子「認識」他的。那窗對著元大都古城垣的墟址。十幾米寬的小街，每日上午七點至九點是早市，公休日延至十點半。自從有了早市，古城垣那道風景便受著嚴重的「白色污染」了，骯髒的塑料袋兒觸目皆是。一入冬季，掛滿光禿禿的樹枝，彷彿掛著一片片骯髒的棉團。而自從有了他，那個戴橘色套袖的人，風景才又是風景了。
我第一次隔窗望見他時，他正一動不動地蜷縮在土崗的凹處。那一天很冷，北風在小街上空呼嘯。擺攤兒的小販不多，逛早市的人也不多。兩種人都穿得很厚，他卻穿得挺單薄，蜷縮在那兒，懷摟著塞垃圾的麻袋，像摟著一個孩子，袖著雙手。
妻說：「外邊太冷了。昨晚天氣預報今天零下八九度呢！我不出去買早點了，把米飯熱成粥，對付吃點兒算了。」見我沒話，又說：「一早晨你站在窗前發的什麼呆呀？」我將妻招到身旁，指著說：「你看，那人是不是已經凍死了啊？」
忽然又一陣風嘯過，幾隻骯髒的塑料袋兒被旋上了天空。那看去似乎已經凍死了的人活了，站了起來，仰起頭望那幾隻在空中飄飛的塑料袋兒。風一停，塑料袋兒一落地，他便追逐了過去。他用一根一米多長的，一端尖銳的竹竿，一一插住那些骯髒的塑料袋兒，捋進麻袋裡去。有幾隻塑料袋兒掛在很高的樹枝上，他就舉著竹竿，蹦起來鉤。那樣也沒能鉤下來，但他並不離去，仰望著在樹下想主意，彷彿是一頭企圖吃到嫩葉的瘦羊。後來他登上了土崗，憑藉著士崗的高度飛身一躍，凌空之際同時舉著手中的竹竿。他鉤下了一隻塑料袋兒，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他連摔了幾次，掛在樹上的塑料袋兒全鉤下來了……
我望著，心想，這人太認真了啊！進而又想，也許他只有靠他這股認真勁兒，才能較長久地保住他這份兒「職業」吧？
他很敬業地做完他該做的事兒，就又蜷縮到那凹處去了……
以後，我在寫作時駐筆凝思時，常不禁地隔窗望他。有時他蜷縮在那凹處曬太陽，有時不在那兒。不在時，肯定是滿公園轉著清除污染去了……
有一天我隔窗見他用一柄小鏟子鏟那凹處，直至將那凹處剷出椅背和椅座的形狀……
有一天我見他撿了個紙板箱，拆開來，墊他的「椅座」，擋他的「椅背」。他坐下去試了試，似乎覺得很舒服，很滿意……
有一天更冷，我見他在他的「專座」前燃了一小堆火，蹲在那兒取暖。火熄了，又在炭熱中撥撥拉拉地烤紅薯和雞蛋。紅薯和雞蛋都是他撿的。小販們常將爛了一半兒的紅薯或破了殼賣不出去的雞蛋挑出來扔到土崗上，我望見他撿過……
有一天我見幾個小夥子在土崗上溜達。他們在他的「專座」那兒站住，議論些什麼，接著便一齊往他的「專座」上撒尿。他們嘻嘻哈哈地離去後，他走來了。我見他佇立在他的「專座」前發獃。片刻，他撿起那些紙板，折了幾折，塞進了麻袋。
那一天他鏟毀他經常曬太陽的「專座」……
第二天我見在那兒的一棵大樹的樹榦上，釘了一塊紙板。紙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幾個醒目的粉筆字——「比處『今只』大小便！」總共七個字中錯了三個字，招惹得一些逛早市的人指指點點地笑……
那一天他在我隔窗所望的視域內消失了。
那一天妻下班後，翻出了一些舊衣服，說單位又號召職工捐獻了。我讓她留下一件我曾穿過的棉大衣，打算送給那戴橘色套袖的人……
我沒能將那件舊棉大衣送給他，因為一個同樣是農村來的小夥子頂替了他。我問小夥子他哪兒去了？小夥子說他死了。「怎麼……怎麼就會死了呢？……」「他得癌症好多年了。他能活到前幾天，全靠心中有個願望撐著啊！……」「什麼……願望？……」「還能是什麼願望？想多帶回家點兒錢，蓋房子，和供他小女兒上中學唄！……」「他……一個月掙多少錢？」「每天十元錢。少干一天，少掙一天的錢。我也是。省著吃，每月也只不過能剩一百多。和如今城市裡下崗的工人一比，我們這些農村來的人，也就知足了。」「你們，白天在這兒沒有休息的地方？」「想在哪兒歇會兒，就往哪兒一坐一縮唄！」「你這套袖，是他戴過的？」小夥子默默點了點頭。……我將我那件舊棉大衣給了小夥子。那一天，《中華讀書報》的女編輯楊穎來向我約稿，不知怎麼，我們談到了「精神家園」這個話題。
我說：「現在，中國的文化人們，總在那兒喋喋不休地大談什麼『精神家園』，而我，只要一從報刊上看到這四個字，非但不覺得溫馨，反而如酷暑之際中寒，感到周身發冷。」
她說：「你為什麼會這樣呢？那難道不是很時髦的話語么？」
我說：「是的，很時髦。時髦的話語，總是難免使人聽出矯情的意味兒的。如果『精神家園』只不過就是文人的大小書齋，『精神追求』只不過就是讀經，讀史，讀哲，讀諸子，讀聖賢，吟詩自悅，行文自賞，自我尊崇，那麼其實沒誰進入文人的『精神家園』，做奮勇抵抗之狀是可笑的。起碼沒人敢闖入文人的書齋，往文人的椅子上撒尿。如果『精神家園』非指文人的大小書齋，『精神追求』非指對安逸的書齋生活的過分嚮往和沉迷，『精神支柱』也非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思，那麼我想，許多根本不讀文人愛讀的那類書的人，其實也是有他們的『精神家園』『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的，否則他們覺得沒法兒活下去的苦悶，我想一定是遠甚於文人們的。只不過他們天生不像文人們那麼喜歡自我標榜地喋喋不休罷了。而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人——他們連起碼的物質的家園也談不上有。他們明白讀書是很好的事，但他們憂愁的是自己的兒女根本上不起學。一個患了癌症的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只為每個月掙很少的一點兒錢寄回家鄉蓋房子供女兒上學，這不靠一種『精神支柱』撐持著行么？你能說他們的所求不是追求么？你能徹底分得清他們那一種追求究竟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么？文人有資格在內心裡暗自輕蔑和嘲笑他們的追求不如自己的追求高雅么？所以，據我想來，文人盡可以恪守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但若太過分地自我讚美了，則就不但矯情，而且有些討嫌了。歸根結底，文人的『家園』，也首先是物質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質量的。這精神質量建築在文人的『家園』的物質基礎之上。這是文人心裡比任何非文人的人都更清楚的。所以，我們文人別讓非文人的人討嫌；所以，我從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園』四個字寫什麼，實在是不願置自己於被討嫌的境地。」
楊穎困惑地看著我，不知我為何大發不合時宜之議論。
於是我引她至我家北屋窗前，指著元大都城垣的墟址上那曾被剷出椅狀的凹處，向她講那個我再也望不見了的，戴橘色套袖的人，敬「業」敬職地還那道風景以清潔的人……
同時我想——文人和文人的物質的以及精神的家園，若同他人的生活現狀、他人的命運、他人的苦悶憂愁、他人對物質的以及精神的家園的嚮往與追求被隔開，其實是多麼簡單的事啊！
簡單得只消一扇單窗就夠了。
這不知是文人的幸運，還是文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