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大學，我是永遠不想再去了。
什麼「文學與人生」的對話之類，於我，其實是不善拒絕的性格之弱點的自蹈罷了。文學的確曾養育過我的靈魂，大著點兒膽子說也的確養育過「我們」的靈魂。「我們」——一小撮？這是一種歷史的事實。倘徹底地否認，細想想，總有些負心於時代的內疚，但確是當年的文學，當年的「我們」。和那種樣的，小學生即使撿到了一分錢，都很虔誠地交給警察叔叔的當年。如今人民幣貶值，「一分錢精神」怎麼著似乎都「精神」不起來了。
如今文學和人生又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要說有關係，也不過就是和作家的人生有關係，或者包括些個仍嚮往當作家的人。如今普遍的人們，還未到思考人生的年齡，大抵都已將人生思考明白了。一十七八清華北大，二十七八電大夜大，三十七八要啥沒啥，四十七八等待提拔，五十七八準備回家，六十七八玩鳥養花，七十七八魂系中華，八十七八……這規律，昭示著上等的人生的程序。下等的呢，自十七八歲起，若高考落榜，十之五六加入「披頭散髮」的行列，於是一味兒地破罐子破摔。掙扎或曰「奮鬥」，固然可嘉，但對於仍咄咄逼人的現實，一兩個回合下來，往往遍體鱗傷，甚至終生「殘疾」，所以中國人都有幾分怵於「奮鬥」，故作瀟洒的說法是「懶得奮鬥」。何況現實與人生的較量，從來都是現實穩操勝券。人生偶勝一把，那也不是人生的能耐，不過是現實故意露個破綻，讓人生一把。人生每戰必敗，終於不戰自敗，連現實也會覺得索然，沒情緒再充當現實的。更何況，什麼就叫作人生的勝負呢？思考明白了也罷，思考不明白也罷，除非你當到部長以上，五十七八，不是一樣的都得準備回家嗎？熬過一段人生與社會的「斷乳期」，習慣了回家之後的寂寞，願意玩鳥的，不都一樣地可以玩只鳥嗎？願意養花的，不都一樣地可以養盆花嗎？其不同，無非是所玩之鳥或所養之花名貴與不名貴而已……
人生尚且如此，靈魂更復何求呢？概念的人生只能「提煉」出概念的文學，概念的文學又怎麼能夠「養育」從年輕時就沒著沒落似的靈魂呢？靈魂一旦和人生貼得太緊密了，便是用什麼都不太好養活的東西了。當年的「我們」，活得都特別，彷彿人生是人生，靈魂是靈魂。人生在地上打洞，體驗真實的平庸，靈魂卻似可飛翔到天空上去，每根羽毛都炫耀升華後的榮耀。所謂取長補短，相得益彰。現在的人們卻要實際得多。靈魂所希冀的，同時是人生所希冀的。比人生所希冀的更奢侈更強烈，絕不比人生所希冀的差勁兒。用兩樣兒的東西許諾給人們是斷斷不行的。企圖以當年的方式方法誘惑人們的靈魂擺脫人生真實體驗而「升華」起來，基本上是一廂情願的痴心妄想。如今人們的人生都巴望著「升華」，而靈魂不大願意。所以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當年的「我們」太傻，而當年的時代是很狡猾的；現在的人們太「精」，而現在的時代，沒研究出對付太「精」的人們之更狡猾的高招兒。「思想工作」的成本無疑是比當年翻了幾十倍了，形式轟轟烈烈效益實際上甚微……很難做到靈魂裡邊去。
我當然不是以「思想工作者」的身份和面孔到大學裡去「對話」的，是以小說家的身份和面孔。眾所周知，我的面孔枯瘦，身體形銷骨立。這樣的個人，若非道士，而是小說家，即使本心並不憂患什麼，也讓瞧著的人，能硬瞧出點兒憂患著什麼的意思。起碼的，怪替這樣的小說家有所憂患，故我總被視為憂患型的小說家。儘管每次對話之後，我再三聲明——現實其實是挺美好的，無須乎什麼人再替它憂患，人們只憂患自己就足矣了。大學生們卻更視我為憂患型的小說家了，且都厚道地以為，我是替現實憂患到了不願再言憂患的地步了。
我當然也不是那種很耐不住寂寞的人，忙裡偷閒的，溜到大學去尋覓小說家的自我感覺。再者說啦，寂寞是多麼難得的寶貴時光。中國人，你想寂寞，又寂寞得了嗎？每次「對話」，都是被動員去的。而每次「對話」的命題又一概地是「文學與人生」。小說家談文學，無疑是再適合不過的。但於今天，僅談文學，難道不是挺脫離群眾的事嗎？搭配上「人生」一塊兒談，才談得下去。聽的人也才聽得下去。若無「人生」佐味兒，任何內容的「對話」，似乎總有點兒不咸不淡的不是？「文學與人生」，在我這兒，純粹是兩個命題的人為的遭際。在大學生們那兒，大概相當於啤酒和燒酒兌成的「雞尾酒」吧？文學的啤酒因了人生的燒酒而似乎使人血脈僨張，人生的燒酒因了文學的啤酒而似乎有沫可冒。大概就是這麼回事……
但每次「對話」之後，回到家中，嚴肅反思，捫心自問，又總覺得自己像賣假藥的江湖郎中，自產自銷，兼自做廣告，近乎蒙世的行徑。只好以這麼一種邏輯替自己辯解——有大學便有學生會；有學生會便有各種活動舉行；沒活動大學生們便對他們的學生會有意見。而文學又總是在大學生們的「活動」之列的，不請我去也得請別人去。別人恐怕未必如我那麼好請。大學生們乃國家的棟樑，還沒成棟成梁的時候便四處碰壁，難免不挫傷他們成棟成梁的自信。由好請的我而鼓勵他們的自信，是否也算對國家的未來盡了些義務呢？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啊！
這麼一想，也就泰然自安了。
有一天我在家裡病著，來了位不速之客。又是位素昧平生的大學生。
「什麼事？說吧！」
待他落座之後，我明知故問。
「梁老師，你身體不太好？」
我說是的我病了。
「什麼病？」
我說老病沒愈，又添了新病。自己也鬧不清，使我停了寫作，不得不躺倒下來的，究竟是老病還是新病，自己也搞不大清。
他便囁囁嚅嚅的，有話欲說不說的樣子。
他不開口，我也不開口。他坐著，我卧著。他看電視，而電視沒開；我看他，而他似乎不覺得我在看他。他是個身材瘦小的青年，面容倒還清秀，一件西服是新的，褲子卻顯得有些臟，起碼半個月沒洗了。一雙舊皮鞋已經穿走了形，卻分明的，來之前打過鞋油，塵土積了一鞋面兒。西服內是一件很薄的毛衣，領口袖口都已開線了。褲子肯定短，因為他往那兒一坐，線褲露出了一大截。襪子，在腳腕處破了。剛入冬，第一股寒流卻撲入城市了，還沒來暖氣，幾盆花在室內都凍蔫了。外面刮著五六級大風，我鋪著電褥子蓋著床小被。我看出他身上冷，心裡也冷，想對他熱情些，又唯恐一旦主動撤了防線，重蹈覆轍，帶著病再次被弄到大學去，老調重彈，又胡扯一通「文學和人生」，便打定主意，此番矜持到底。如果他不開口講出登門拜訪之目的，不必問；倘若他見我病著，仍開口講了，那麼證明他是個不懂事理的大學生，應堅決地回答一次「不」！「梁老師，我……走吧？」他站了起來，不說「我走了」，卻用徵求的口吻說「我走吧？」彷彿要走，也須獲得我的允許似的。其實我盼著他走，但不是盼著他這麼說。我認為他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這麼說的。「不再坐會兒了嗎？」我也是徵求的口吻。打從什麼時候起，我變得虛偽了呢？「你病著，我不多打擾了。」「其實，你多坐一會兒沒什麼關係的。我病得不那麼重……」我嘴上這樣說，心裡卻還是盼著他走。「不。不多坐了。回去晚了，就錯過學校開午飯的時間了……」他的話說得相當認真。「是嗎？」我故意看了一眼掛鐘，進一步虛偽之至地施與著我的歉意，「家裡也沒什麼現成的飯菜，要不，其實我是願意留你再多坐會兒的……」「謝謝……」他說，便往外走。「我送送你……」我說，並沒立刻下床，只不過象徵性地在床上欠了欠身而已。聽著門輕輕地關上了，我又譴責起自己來。外面的風聲似乎更響了。如果我留他吃飯，於我並不費什麼事兒；我也還沒病到卧床不起的程度。於他，哪怕是喝一碗熱粥，吃半個饅頭，將是多麼愉快的事兒呢？為什麼我竟不肯給這個青年一點兒愉快呢？是的，我不認識他，素昧平生。可是這即使能夠成為我不願接待他的理由，也不能成為我虛偽地應付他的根據啊！人，人啊，中國人啊，在我們熟悉和熟悉我們的人之間，我們經常地用虛偽腌制我們的性格不算，對於我們完全不必有任何顧忌以真實的態度證明坦率在生活之中是可行的機會，我們竟也要習慣地把它變成發了餿的「疙瘩湯」一樣讓彼此難耐的時刻。我們寧肯奉陪某些我們十分反感甚至厭惡的人東拉西扯，卻對一個也許還沒被生活中的虛偽毒素所污染的青年吝嗇話語到了一字千金的地步。我們往往本能地以虛偽褻瀆別人的虔誠，卻不願以坦率痛痛快快地回答一個「不」字。難道我們已虛偽成性？難道我們已不會坦率了嗎？否則，為什麼我們在根本用不著虛偽的情況之下，竟也自以為成功地虛偽起來了呢？……
這一種自我譴責，直至兒子放學回家後才告一段落。
熱了飯，打發兒子吃罷去上學，獨自拿起本書，竟看不下去，又想那青年登門拜訪的事。自己和自己過不去似的翻來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