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我們並不是站在一位老人病床前，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銀杏樹下。樹榦空了，四周又生出了氣根，高大的樹冠依然是一片蒼翠。
每年的八月十五和春節，我們忘不了去看望陳斐琴老人。雖然我們夫婦倆也早已經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還只能是以晚生後輩的誠意和恭敬，站在病床前問候老人。陳斐老1990年突發腦溢血倒下，所幸救治及時，至今頭腦清醒，聽覺尚可，只是失去了語言能力。子女們可以作翻譯，也不過一知半解。老人說的什麼？像是很重要的一句話，他一再重複著，孩子們終於無法翻譯出來。老人不得不放棄了這樣的努力。只是張著嘴天真地笑著，如同一個嬰兒。
陳斐琴的夫人李佩琳，和我是一輩人，是我的同團戰友。解放戰爭初期，我們堂堂第二野戰軍政治部文藝工作團，只有三個女演員。所有老年婦女的角色，固定由一位年齡稍長的女同志擔任，所有少女少婦，固定由另外一位略小几歲的女同志擔任，所有媳婦大嫂這類角色，都由李佩琳擔任。平時看上去，不過是軍隊大院里普普通通不講究穿戴的一位老太太，你哪裡會看得出，這是當年我們文工團唯一的「青衣」台柱。她能演話劇，能唱歌劇，能唱京劇，還能唱河北梆子等幾種地方戲，以山西梆子為最拿手，大有郭蘭英之風。那年得知李佩琳腎衰竭，我們夫婦倆趕到醫院去看望她，見她情況不好，不想第三天就上路遠行了。在陳斐老面前，我們當然絕口不提佩琳，老人也從不提起。他的大女兒陳東講，她們告訴老爹，媽媽需要長期住院治療，不可能接她回家來。父親一生最容易相信別人的話，所以五年過去了，至今依然信以為真，從未提出過疑問。我的判斷正相反，五年之久竟沒有提出疑問，恰恰說明，他毫無疑問地肯定老妻已經辭他而去了。老人避免提及此事，總是用默默的笑容感染著一家大小三代人，照例分發給了每人一個好心情。陳東說，老爺子躺在床上八年多了，誰也沒有特別意識到家裡有病人。陳斐老以嬰兒般的笑容，代替了語言，這其實是更為豐富、更為生動，又更易於理解的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人類語言。我忽有所感，彷彿我們並不是站在一位老人病床前，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銀杏樹下。樹榦空了，四周又生髮出了氣根，高大的樹冠依然是一片蒼翠。站在樹下，便可以感受到截然不同於其他場所的那種和煦清新的好氣息。
他屬於「三八式」知識分子老幹部群體。雖是多了一點儒雅謙和，卻從不會忽視原則；雖是多了一點平等觀念，卻從不隨隨便便；雖是多了一點書卷之氣，卻從沒有疏離了部隊現實；雖是多了一副深度近視鏡，大致上也還不失軍人姿態。
第二野戰軍流傳這樣一種說法，說我們二野出了五大才子。是哪五個人呢？開列出名單，可就有若干種不同的版本了。較為普遍的說法是：三、四、五兵團各一位宣傳部長，加上野戰軍政治部前後兩位宣傳部長，一位是任白戈，一位便是陳斐琴了。任白戈赫赫有名，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宣傳部長，各方面素養很高，大家都知道的。陳斐琴，一般人不大熟悉，只知道他會日語，是八路軍前方政治部敵工部的部員，突然調他到宣傳部領導崗位上來，野政文工團的同志不免感到意外。以後才知道，他早年便就讀於上海藝術大學，後留學日本帝國大學，主修莎士比亞。最近，我讀到《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一書，和《新文學史科》第79期林煥平先生的回憶文章，對陳斐琴在日本的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1933年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恢複東京支盟，在代代木開了成立大會，成員便有陳斐琴，那時他使用姓名是陳松。京支盟創辦了文藝雜誌《東流》，陳斐琴是由五人組成的編委會委員之一。《東流》的宗旨，以發表有進步思想的小說和散文為主，在東京編輯，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他還是東京「國際戲劇協會」的主要成員。陳斐琴由敵工部轉而主持宣傳文化工作，應該說是他歸隊了。
當年戰鬥頻繁，一仗接著一仗打，陳斐琴部長總是往前邊跑，及時了解情況，把部隊的思想教育搞得有聲有色。他很會使用文工團，經常帶我們下部隊，有時軍情緊急，沒有條件搞演出，就讓我們到連隊代職鍛煉，分散作戰地勤務工作，或帶擔架隊，或俘虜營，哪裡要人到哪裡去。陳斐琴作為五大才子之一，從沒有表現出一個富於才學的人那樣有恃無恐，那樣鋒芒外露，那樣清高瀟洒。他屬於「三八式」知識分子老幹部群體。雖是多了一點儒雅謙和，卻從不會忽視原則；雖是多了一點平等觀念，卻從不隨隨便便；雖是多了一點書卷之氣，卻從沒有疏離部隊現實；雖是多了一副深度近視鏡，大致上也還不失軍人姿態。
平漢戰役中，有一個解放戰士王克勤，經過訴苦教育，很快成了一名戰鬥英雄和官兵團結的模範人物。《解放日報》1946年12月10日為此發表了社論，題為《普遍開展王克勤運動》。陳斐琴部長及早組織我們到王克勤所在部隊體驗生活，創作了歌劇《王克勤班》。有多少次，部隊是在集結地觀看了這個歌劇的演出之後，懷著和劇中人息息相通的一腔激情奔赴火線的。那一兩年間，我們還連續創作演出了歌舞劇《挖工事》、歌劇《兩種作風》《呂登科》、話劇《趕走紅毛鬼子》等等，此外還排演了歌劇《軍民一家》《白毛女》《血淚仇》以及《孔雀東南飛》《廉頗與藺相如》等一系列傳統京劇節目。那段時間，可以說是我們二野文工團的一個戰地黃花的金秋季節，在每個人的履歷表上，留下了永遠值得回味的一頁。每當老戰友們談論起這些事，總是會記起陳斐老，他觀看我們演出無數次了，下一次總還要到場，總還是那麼有興緻，總還是和觀眾一起熱烈鼓掌，樂此不疲。
我在二野文工團美術組，每到一地，先把我們創作的木刻和連環畫張掛起來，向部隊和駐地群眾展出，然後便提著幾個洋鐵桶去寫大標語。我小心地站在梯子頂端，高高舉起毛刷子，在磚牆上塗寫著，石灰水順著刷子迴流下來，經袖筒到腋下，又經褲腿直到鞋襪里，從腳板心冰涼到全身。一回頭，見陳部長仰面在看我寫標語。他說，冰天雪地的，這樣不行，在手腕上纏一條手巾，石灰水就流不下來了。過了幾天，記不得我們文工團是開什麼會，陳部長到場講話，他順便從衣袋裡取出一條羊肚子毛巾，說是宣傳部獎勵給我的，由坐在前排的人把獎品傳遞過來給了我。我知道，這一份獎品，不可能是由宣傳部採辦來的，當然是部長本人掏的腰包。以後我向陳斐老提起過，多承他那次發獎來得及時，解決了我的實際困難。老人抱歉地笑笑說，有這麼一回事嗎？他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記得1946年春，野政機關駐武安縣伯延鎮，得知陳斐琴部長結婚，新娘子是我們文工團的女演員李佩琳。美術組因為什麼事，沒有趕上參加婚禮，第二天幾個人才趕去祝賀。兩位新人都不在，各自忙工作去了，屋子裡冷冷清清的，幾乎看不出剛剛操辦了喜事的氣氛。那時候，女同志有誰嫁給了騎馬的（即指高級幹部），議論可就多了，說女方不過是為了虛榮，是貪圖享受，行軍有馬騎了。陳斐琴深得文工團同志的好感，用現在語言講，他人氣正旺，這一樁婚事居然沒有受到什麼抨擊。就我所記憶，李佩琳婚後沒有得到什麼特殊享受，騎一騎馬是有的。夜色朦朧中，有人牽了一匹馬在路邊等候著，待文工團隊伍上來了，隨即聽到陳斐琴部長壓低了聲音說，佩琳同志！換著騎一會兒吧。聽他的語氣，你很難分辨這是一位領導對下屬的關愛，還是一位丈夫對年輕妻子的體貼。他把妻子扶上了馬，警衛員牽著韁繩先走了，陳斐琴隨後深一腳淺一腳，追趕著隊伍。
和陳斐老相識多年，我有這樣一種想像，彷彿此人站在那裡，地上便會映倆影子。一個是他真實的身影，此外還有他個人歷史問題帶來的陰影。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論他的年齡如何增長，即或他已經癱瘓在床上，總還是有兩個影子跟隨著他。
陳斐琴是1911年生人，大革命時期，已經是一名青少年共產黨員。「四一二」事變後，曾在香港被捕入獄，到部隊來，這件事自然是要受到審查的。由於陳斐琴心地坦誠，毫無保留地把情況講清楚了，也沒有給黨組織造成什麼損害，所以組織上接受他的請求，於1941年10月重新吸收他入黨了。我先前聽說，一般人承擔不了介紹人的責任，是由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當的介紹人。以後才知道，這個傳聞不準確，實際上是由羅瑞卿和楊奇清兩個人介紹的，當然小平同志肯定也是點了頭的。
從陳斐琴的任職情況看，並沒有因為歷史問題失去了組織的信任。特別是劉伯承、鄧小平以及其他領導同志，一直是很看重他的。進軍西南後，他仍然擔任第二野戰軍暨西南軍區宣傳部長，並曾兼任過聯絡部長和青年部長，一身三任，佔了政治部一小半，這是很少有的。西南軍區撤銷時，陳斐琴奉調北京，被任命為總政「解放軍文藝社」主編，以後調任海軍文化部長。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便顯示出了第二個影子對他的實際影響。1955年全軍授銜，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