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我的同鄉柴廣平，為報刊寫了一篇應徵稿，記述的是抗日英雄劉玉珍的戰鬥故事。小柴專程送到北京來給我看，讓我提提意見。
劉玉珍和我是同村同輩人，因為我自幼離開家鄉，彼此並不熟悉。1944年冬天，我在太行聯合中學讀書，和許多同學一起，被抽調為邊區殺敵英雄勞動模範大會服務。會上舉辦了生產展覽，分配我在金皇后玉米展覽館當解說員。在參觀的人群里，我意外發現了劉玉珍，他是作為磁武縣代表前來出席大會的，胸前佩戴著紅布條代表證。會上，他被評選為晉冀魯豫邊區一等殺敵英雄，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授給他一面錦旗，一枚銀質獎章。我為家鄉出了這樣一位神勇機智的傳奇式人物頗感榮耀。我們那個小村莊——太行山東麓峰峰煤礦區山底村，也因在劉玉珍帶領下，浴血抗擊近千名日軍，在許多抗日戰爭史料中留下了記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把自己的姓名連同我們那個小山村的村名引入了史冊。那年劉玉珍不過二十齣頭，他長我幾歲，所以我和小柴談起他，總是說這位老人如何長，這位老人如何短，其實我自己不也早已進入老人的行列了嗎？十幾歲和二十幾歲，差異很明顯，六十多歲和七十多歲的人站在一起，就很難說是誰大誰小了。
小柴談起，劉玉珍從部隊返回家鄉，一直干採煤工，整整幹了30年，幾年前才退休。這使我很驚訝，劉玉珍入伍前就是一名戰鬥英雄，在部隊又屢立戰功，被任命為西南軍區守備團團長。一個縣團級幹部復轉回鄉，總應該有個適當安排，何至於去干採煤工？不是我輕視工人，國家政策擺在那裡的。小柴吞吞吐吐地告訴我，這位抗日老英雄的事情不大好說。
1954年年末，經領導同意，劉玉珍帶著一名通信員，回老家探親。以往遠隔千里，也就罷了。回家來，實實在在目睹一家人的生活景況，那一份凄涼酸楚，讓他難以承受。老父親已經去世，母親癱瘓在炕上，全靠妻子趙清華端屎端尿侍候著。他離家那年，女兒巧雲剛出世，如今9歲了，瘦骨嶙峋，穿得很破舊，相見之下，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場。妻子抹夠了眼淚，才想起丈夫遠方歸來，還餓著肚子。她向鄰居借來兩斤白面，擀了點麵條，在砂鍋里煮了煮。家鄉是煤礦區，但買不起煤，燒的是小女兒打來的濕柴，滿屋子是煙，睜不開眼睛。撈起一碗面，沒有油，沒有鹽，碗里漂著幾片蔥葉。劉玉珍哪裡吃得下。他雙手捧著碗，送到老母親面前，行了行做兒子的孝道。然後，劉玉珍久久地觀望著妻子，他離家不過幾年，女人已經變得這麼衰弱，這麼蒼老。是啊！她怎麼不老呢？一個纏腳婦女，本來行動就不便，加之當年跑「掃蕩」摔壞了腿，一瘸一拐的，充其量是個半勞力，可她卻要承擔全部家務，還要侍弄幾畝地。她的負重實在超出了體能的極限，夜晚倒在炕上，哼哼呀呀，藉以抵抗過度的勞累。
第二天，劉玉珍向通信員小殷宣布，他決定留下來，命令通信員自己返回部隊。小殷急得要哭了，他陪同首長一路，任務是照顧首長的安全和生活，現在把首長丟了，回部隊怎麼向領導交代？劉玉珍想，倒也是，我犯錯誤，不能讓人家孩子跟著犯錯誤，他同通信員回到了部隊，遞上了轉業報告。部隊領導以充分同情和諒解的態度，苦苦勸說劉玉珍，讓他撤迴轉業報告。但無論如何談不通。最後部隊領導給他的答覆是，要回家可以，只能算是自行離隊，不能辦轉業，不能辦複員，蓋有部隊印章的任何介紹信、證明信一律不能開。領導上沒有給他留下一點迴旋的餘地，這一方面當然是維護組織的嚴肅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上級是如何看重他，很不情願放他走。但劉玉珍主意已定，轉不過這個彎來。於是他不曾履行任何手續，兩手空空回家了。
小柴講述時，我就在想，劉玉珍在他人生的岔路口作出這樣的選擇，未免過於極端，至少這不是唯一理智而又可行的選擇。不過我又想，事情過去四十多年了，世事變遷往複經歷了驟雨流雲的洗磨，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加明晰透徹地來觀察劉玉珍這一段個人歷史。一顆流星隕落了，經過時空冷卻，人們可以精確地加以測定。當它進入地球大氣圈時摩擦燃燒，卻又並未被燒毀，足見它畢竟屬於一個高質量的流星體。
我相信，不會有人以為劉玉珍自行離隊，是出於對戰爭的恐懼和厭倦。恰恰相反，如果還有仗打，這位一等殺敵英雄不會離開部隊。他出入槍林彈雨，有幾次子彈咬破了軍服，偏偏一次也不曾「挂彩」，成為他的一大缺憾。他原想有機會彌補一下，終於只能帶著這個遺憾告別了軍營。劉玉珍坦率承認，他對家庭看得很重。但如果就此說他是受到舊時代某種家庭觀念的束縛，說他過分眷戀骨肉親情，又未見得那麼公允。解放戰爭開始，劉玉珍所在的地方部隊編入劉鄧野戰軍第二縱隊，立即南下過黃河，隨後是千里挺進大別山，幾年裡連一個口信也沒有捎回家。他離家時，父母正害著病，妻子剛剛生產不久，但他沒有絲毫猶豫，毅然決然隨隊出發了。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是共和國的一段黃金時期。經濟建設的勃勃生機，政治生活的和諧氣象，甚至沖淡了人們對戰爭創傷的痛苦感受。而事實上，8年抗日加3年解放戰爭，造成了深層的社會傷痕，特別是革命老區，更需要長時間休養生息。我們山底村近300戶，就有110戶軍烈屬，也就是說，一百多戶人家生活無著。雖有代耕優撫政策，但村委會力量有限，照顧不了許多。都說劉玉珍在戰場上威風八面，如出山的猛虎。現在這隻猛虎將要蜷伏於洞穴中，舔平自己的傷口。他不想依賴國家，也不願把家庭的重負加給村裡人，寧可離隊回家，自己來承擔這一切。這實在是他事到臨頭所作出的一種現實選擇。正如同當年他拋下父母妻兒，毅然決然地投入了南下大軍的行列一樣。
我又回想起，50年代初，部隊里曾經盛行過一陣「改組」風。一些人為了達到另起爐灶的目的，以種種不能自圓其說的理由，擺脫了農村的結髮妻子。這股風潮正是出現在戰爭硝煙散去，部隊進入大城市之時，有著鮮明的歷史印記。其來勢似乎是難以抗拒的，卻沒有對劉玉珍產生絲毫影響，他帶著對妻子的恩愛和敬意，回到了她身邊。我無意牽強附會，確曾有人再三勸說劉玉珍，先把家鄉那個有殘疾的農家女離掉，然後從西南軍政大學女生隊給他介紹一個，文化水平又高又有風度，保證他稱心如意。就此而論，劉玉珍不也有他頭腦格外清醒的一面嗎？和擬議中的西南軍政大學那位女生的結合，是否一定會令他稱心如意，尚未可知。可以確定無疑的是，他將給三代人的三個女性——他的母親、妻子和女兒帶來大不幸，這是劉玉珍最清楚不過的。他不難想像，那一幕幕足以令他心碎和愧悔莫及的悲劇將會怎樣開始，又怎樣了結。
劉玉珍早已被內定為重點培養對象，就在他請假探家前不久，上級決定他掛職去西南軍政大學幹部班進修，明白地向他暗示，學習回來升任副師長。是柴廣平正式訪問劉老，問到了這方面的情況，他才如實作了回答。他一向絕口不講這些事，現在回頭去講自己當初如何有望被提拔晉陞，顯得多麼無聊。而當時劉玉珍確乎正面對海闊天空的發展前景，在本部隊是人所共知的。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來了一個向後轉，打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上上下下很為他惋惜，卻也不能不從內心敬服他幾分。劉玉珍邁出這一步，需要加倍的勇氣，他竟然可以如此堅決地離開部隊，回到家鄉去，卻又面臨的是一切沒有著落。他既非轉業，又不算是複員，不能指望政府部門會為他作出什麼工作安排，不可能享受任何相應的待遇。他只能靠一雙手，為自己和一家人掙飯吃。大軍區守備團團長劉玉珍，脫去四個兜的呢料軍服，穿起了斜襟襖、掩襠褲，腦門上頂起一盞井燈，幹上了採煤工。
對採煤工這個職業，我自幼存有一種恐懼感。鄉鎮小煤窯，設施很原始，常常發生瓦斯爆炸。我三姐夫的一位兄弟，就是在瓦斯大火中喪生的。他已經逃出來了，工長丟了一把蒲扇，要他返回去取。隨後他的屍體被抬出來。那不是一具屍體，簡直是一塊焦炭。劉玉珍以前並沒有下過井，但他很快便掌握了瓦斯活動規律，他能夠捕捉到種種極細微的徵候，發出警報。屢次證明，他的預報準確無誤，讓他擔任了瓦斯檢查員。這個工作是兼任，不加工資不提級，只加給他一份責任。他盡心盡職，遇有危急情況，總是最後一個撤離現場。
採煤工常年在作業面上爬進爬出，飯食跟不上，身體支撐不下來。一家老小吃糠咽菜，細糧只供下井的人，礦工家庭，家家如此。我們家鄉習俗——家鄉的習俗永遠不會淡忘——男人們不在自己家裡吃飯，端著大海碗，聚集在街口大椿樹下，一個個蹲在石頭上吃飯。那些採煤工，高高挑起一筷子拉麵，雪白雪白，和那一張張黑乎乎的煤黑臉，形成強烈的反差。他們吃完了飯，把碗筷扔在地上，等自家女人們來收。大家繼續沒邊沒沿地聊天，或議論近來戰爭的發展趨勢，或是拉扯著什麼不乾不淨的趣話。飯後流連於村街路口，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