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分區領導同志曾建議余部長先住在分區小招待所，等著按標準在牛背為他建好了房，再搬來住。余部長謝絕了，說在房子建好之前，他住在塗家老屋裡就很好。
塗家三間瓦屋，左邊一間先前是老夫婦兩個住的，除去一個大灶火台，大半邊漏雨很兇，不好住人。右邊一間當初便是余清泉和大妹結婚的新房了，現在由雲先碧一家三口人住著。大隊早批給了雲家屋基，料也備得差不多了，只是要等到農閑，才好請大家來幫忙起屋。隊上倒是講過，先給他們找個住處搬出去，不想大軍余同志說到就到了，一時來不及騰開。於是只好在堂屋裡「天帝君親師」之位旁邊支起一張單人床，請余部長先將就住下來。
晚上，大隊生產隊幹部和許多社員都來和大軍余同志坐夜，連前幾年才嫁到牛背來的那些年輕媳婦們，也抱著奶娃兒來了。她們其實從不曾見過余清泉，卻沒有一個不自以為是同他相識已久了的。在牛背人的心目中，這位老軍人正是葉落歸根，回到了他的祖籍。儘管他這麼多年很少到牛背來，人們卻無時不從大妹感覺到他的存在，甚或比他本人在這個山村定居下來，更讓人深切地感覺得到他的存在。他既然塌下了心把女人留在牛背，早晚他本該要回來的。大妹不在了，人們仍然相信他要回來的。他果然回來了，雖是晚了，他還是回來了。那班年輕媳婦們大呼小叫相互邀約著：
「大軍余同志回來了，快去望喲！」
「快到塗家去望，大軍余同志回來了！」
牛背小學的周老師正在縣教育局開會，聽到消息，當晚就趕夜路回來看望余同志。周老師五十年代初便被派到牛背小學任教了，她年紀小，和那些超齡的女學生們站在一起，分不出誰是老師誰是學生。這個熱情活潑的鄉村女教師，也學著解放軍工作隊女同志，腰間扎一根寬皮帶，一天跟隨她們到各處去寫標語，宣傳講演。工作隊長和房東女兒結婚，有她在中間發揮過橋樑作用的。多年沒有見面，周老師也已是滿頭白髮，余清泉簡直不敢認她了。
人們正有說有笑，忽然沉寂下來，沒有一點聲息了。小娃兒們看見大人臉上一個個失去了笑容，想像不出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也都不敢再作聲。只聽見幾個老農嗞嗞地在咂著竹根煙桿。屋裡煙氣騰騰的，昏黃不明的二十五瓦燈泡更加黯然無光。顯然人們不約而同想念起了去世的大妹，空氣一下變得那樣沉重。
部隊一些同志，家屬不夠隨軍條件，能找到各種變通的辦法，提前把愛人接來隨軍。於是常常可以看見三五成群的年輕婦女，坐在營房門口打毛線，嘰嘰喳喳的，弄得門衛不好執行任務。余清泉是一九五一年結的婚，他始終讓大妹留在牛背，偶爾接來部隊住上十天半月，趕早就打發她回去了。以前家屬隨軍有四個條件：一是參軍十五年以上；二是營級以上；三是大尉以上；四是超過三十五歲者，符合這四條規定中的任何一條就可以。到後來余清泉四項條件佔全了，仍然沒有把妻子接來。有人開玩笑說，他大概以為四個條件全熬出來，就可以娶四個老婆，等四個老婆找齊了，才一塊辦隨軍，省得一次一次啰唆。
三年困難時期，許多軍人家屬在農村待不住了，紛紛請求辦理隨軍，辦不下來的，長年住在營房裡不回去。余清泉妻子來部隊治病，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硬是買了一張車票送她走了。領導上講過了的，越是在困難情況下，更不應當讓自己家屬離開農村，造成農業生產第一線非戰鬥減員。同志們談論起這件事，總是大為感慨，這位無言無語的老同志竟是如此嚴格地要求自己。
從穿上第一身粗布軍服成為一名小八路起，從不夠實足年齡便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行列的第一天起，他就在以最嚴格的尺度要求著自己了。他剛入伍在營部當勤務員，雖還不是黨員，文書講黨課吸收他參加的。小勤務員聽課最認真，他不學那種調皮搗蛋的兵，一上課就去會見周公，或是用小鑷子把嘴唇周圍的「雜草」連根拔除乾淨，以圖一勞永逸。不過文書每次指名提問余清泉，回答總是雲天霧地的，不知所云。他懂是懂了，心裡明白，嘴巴太不靈光，硬是講不出。其實，授課人本來也並未強調對某些根本概念求得一個透徹的理解，課文中反覆強調的，主要是為最終實現自己理想必須隨時準備接受考驗，直至人生最嚴峻的考驗。衝鋒號吹響的時刻自不必說，平時任何需要個人做出犧牲的事情，共產黨員都要毫不猶豫地走在非黨群眾前面。這方面余清泉是做了足夠準備的，所以當文書拿給他一張毛邊紙油印入黨志願書要他填寫的時候，他頗有些顧慮地說：
「過一段時間吧，這一陣我拉肚子，身體不行。」
吸收新黨員，從沒有過關於健康狀況的硬性規定，余清泉卻把體力充足看作首要條件了。那個年代，做一名共產黨員最容易，也最不容易。掂量一個黨員夠不夠斤兩，不聽你嘴巴怎麼好使，只看你默默無言的行動。
作為一位不善言辭的老後勤，余清泉多年來正是以默默無言的行動在敘寫著他平淡無奇的個人歷史。他可以說並無任何令人矚目之處，然而在本部隊卻一向贏得普遍的好感和敬重。戰爭年代流傳過一種說法：當夠了三年事務長，拉出去槍斃不冤枉。這當然是一句戲言，那時候把生活上佔到任何一點點小便宜，都看作是極大的犯罪。當事務長的，有時候難免用筷子從洋鐵筒里弄一坨豬油拌飯吃，或是隨手撈一根大蔥，拿一頭大蒜。余清泉從事務長、管理員、管理科長幹上來，就連這樣一些小小不言的近水樓台的事情也沒有沾過邊。當了部長，宿舍里始終也還只有配發的那幾樣印有編號的舊營具，零零落落擺在那裡，不成格局。直到離休，他沒有要過一次幹部休假，他甚至沒有住過一天醫院。一位後勤部長，要在自己屬下的野戰醫院去住院，住房和營養安排簡直不下於國賓規格，但他一次也沒有得到過這種合理合法的享受。
在軍隊里，級別和職務的升遷變動是一個最為敏感的問題。過去打仗，軍事幹部和政工幹部傷亡大，提上去的機會也多，相對來說後勤幹部動得要慢些。和平時期，仍舊照此辦理，一到後勤，就只能坐慢車了。所以一些人寧願在下一級任軍、政副職，也不希望被提升到上一級去任後勤的正職。余清泉遇到早先的老戰友，問過了他的級別職務，總少不了要為他講幾句憤憤不平的話。確實，余清泉和他同一茬的幹部之間，距離也未免拉得太大了一點。他只是笑笑，沒有講別的，其實每次都是他主動提出把有限的名額留給別人的。他呢，下次再說。排隊買土豆，讓過一兩個人問題不大，提職晉級，讓過一輪可就難講是多少年以後見了。
在處理家屬問題上，余清泉又是足以讓人心服口服的。他擔任正師職務，列入高幹了，家屬始終還是一名靠掙工分吃飯的農村社員，直到她故世。……
周老師顯然是為了轉換一下沉重的空氣，笑著說：
「好了！這下我有辦法啦，今後給學生講戰鬥故事，不消到處去請人了。余同志！我代表牛背小學，聘請你為我們的校外輔導員，二天我送聘書給你，希望你大力支持𡂿！」
當地的小電站零點停電，並不發出警告，到了時刻一下黑了，雲先碧隨手點起一盞油燈。
送走了人們，余部長便準備休息了，雲家兩位老人說不忙，吃了宵夜才好睏。雲先碧已經坐在灶門前忙著燒火，松毛柴發出了畢畢剝剝的聲響，迎著灶膛，「皇帝娘子」那蒼老的卻是容光煥發的面龐被映得通紅通紅。
這彷彿是不知多少遍重複看到過的一個電影鏡頭，對余清泉是多麼熟悉，多麼深切難忘呵！於是他眼前又顯現出了另一張同樣被灶膛火焰映紅了的農家姑娘的臉兒，紅撲撲的，猶如端陽節的石榴花。房東女兒悄悄告訴他說，她每天晚上從院壩遠遠望著昏暗的山坳。只見手電筒一閃一閃的，順著從縣城來的那條石板小路越來越近了，便連忙跑回灶屋，緊添兩把松毛柴，把火燒大了。等余同志剛剛坐下來同她爹媽在講話，她已經端出兩碗炒米花兒紅糖水，卧了荷包蛋，熱氣騰騰遞給他和小警衛員說：
「余同志你們只管吃，碗筷我洗過了幾道的。」
只是等了一下兒，雲先碧便端來了宵夜，一樣的炒米花兒紅糖水，一樣卧了荷包蛋，熱氣騰騰地遞過去說：
「余同志你只管吃，碗筷我洗過了幾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