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沉默了好大一陣，小戰士接上說：
「我們步話機員這個兵，不是這次到前方來，恐怕人們不大容易真正了解他。只在平時看，你可能覺得他有些特別。怎麼個特別法呢？說不出，你只能說，他就是那麼一個人。出發之前，別人都忙著訂殺敵立功計畫，寫決心書，他不寫，說沒時間。可是他花了那麼多時間，在寫一封長信，不許人看。犧牲以後，在他身上找出來了，是寫給他媽媽的。」
「信呢？給我看看好嗎？」陶坷伸出手去要。
小戰士從衣袋裡取出信來，說連里特別交代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給烈士的母親。信是步話機員原來包好的，怕濕了雨水，包了兩層塑料紙。
陶坷捧著字跡潦草的信，急切地讀下去：
親愛的媽媽：
我以前很少寫信，現在想好好寫封信給媽媽，時間太緊張，我只能抓空隙陸陸續續寫一點。一過紅河，恐怕就一個字也不能寫了。
前年入伍，我是有過猶豫的。聽人說，批准我入伍有照顧的因素在內。我一想到自己在享受照顧，心裡很不舒服，這是爸爸用他的慘死替我換來的呀！不過我還是到部隊來了。我當時也沒想到在我服役期間可以撈到打仗，只是覺得在知青戶太悶人了，想換個環境，新鮮新鮮。現在馬上要開赴前線，我才清楚意識到我是一個革命軍人了。這次出去，比起你和爸爸經歷過的幾次戰爭，算不了什麼，但是我總算參加了戰鬥。
在吹集合哨，要討論動員報告，暫時止筆。
我接著昨天寫。營長一再講，要保證睡眠，準備參加戰鬥。可是這幾天我一直睡不好。不知怎麼，好像總有人翻來覆去在我耳邊唱著《義勇軍進行曲》里的一句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媽媽！我常常想，除去自然死亡之外，我們的先烈們是在兩種情況下犧牲了自己生命的。一種是倒在同敵人廝殺的戰場上，一種是倒在內部的陰謀殘害中。看來這是一條規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爸爸在第二種情況下離開了我們，我這次則有條件佔據第一種情況。我的好媽媽！如果這樣，您一定不要難過，不必像哭爸爸那樣為我流淚。您的淚水早流盡了，再為我哭，眼睛裡流出來的一定是血。
您可能覺得我寫這些，口氣不小，似乎一定可以做出什麼特別引人矚目的事情。不是這樣，在火線上很難講，也許我的心臟正巧碰上一顆流彈，一秒鐘之內一切都結束了，隨便一個小小的任務也來不及去完成。這就是戰爭，在意想不到的任何情況下，都可能有人要付出最大的代價。即使這樣，我也覺得心安了。
媽媽這次來信，又一次說爸爸等於是您害死的。為什麼您總是把我們一家人的不幸歸罪於自己呢？可能是因為我從來不願和媽媽談及這些，是您誤解了，以為做兒子的直到現在還不願意諒解母親。
營長要求再檢查一下機器，我晚飯後再來寫。
好媽媽，您不必這樣。別人議論，講些難聽話，那是自然的，莫非我也不了解爸爸的「案情」嗎？您對爸爸的那些做法，無非是表示劃清了界限，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不至於受到影響，爸爸心裡也不會不明白。
當然，最好是媽媽不採取那樣絕對的做法。您來信中引用了魯迅的幾句話譴責自己：「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箭，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解的毒藥。」如果可以這樣比喻，我認為那是您自己服下了一種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的慢性毒劑，同時也誤給了爸爸。這種慢性毒劑，就是我們中國人逆來順受的舊意識。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培育了我們人民的善良溫順、忠實敦厚、謙恭忍耐。到了共產黨人身上，這些優秀品德發出了新的光輝。這就是堅強的黨性、嚴格的組織觀念、維護領導、信任同志、講團結、講讓步、講顧全大局。這如同古老的中國宮燈，將蠟燭改換了明亮的碘鎢燈泡。這些美德既是帶著古老歷史的光照雨露，它和封建主義傳統思想的浸透也就不會絕緣。在我看來，兩者不過是相隔一道細細的田埂，這邊是馴順，邁一步過去，就是屈辱。媽媽！在對待爸爸的問題上，您邁過了田埂。
我並不特別責怪自己的母親。你們這一輩人里，固然有敢於拍案而起的。但有很多比媽媽革命歷史更長，職務更高的人，包括我們一向尊敬的某些最高領導同志，由於那種慢性毒劑在他們身上起作用，在專制高壓之下，也不免是那樣軟弱順從。他們彷彿是在雪線以上的稀薄空氣中生活久了，已經適應了缺氧狀況。媽媽可以說是徹底劃清了界限，在您的「結論」里，仍然寫的是「叛徒、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些人說到這個結論，覺得拗口，往往簡單地說成「現行的臭老婆」。因為受不了別人這樣侮辱母親，我和許多孩子打過架，鬢角落下了一道傷疤。假如這次我在前方被炮彈地雷炸著，那不算是受傷，那叫做「掛花」，只有我鬢角留下的才真是傷疤。
親愛的媽媽！我一個晚生後輩，也許不合適給您寫這些的。我是想讓您相信，您不見得比別人應當受到更多內心的譴責，沒有什麼理由說明，唯獨您不能得到諒解。
就寫這些了，我並不打算寄出，如果您收到了這封信，那一定是戰友們替我收檢遺物找出來的。
代問弟弟好，已經沒有時間，不另外寫信給他了。
祝媽媽愉快，再見了！我希望能像外國電影里那樣，跪下來吻別您，生我養我的母親。
您的兒子毛妹
於登車出發前
劉毛妹留給母親的信，陶坷看了兩遍。信的內容對她不成為主要的了，主要的一點是，信中竟沒有一句提到她。這對她是一個難以接受的沉重的打擊。小陶終於忍不住傷心落淚了。
宣傳隊的兩個女同志為步話機員劉毛妹清洗遺體，她們默默地退後去，讓小陶來清洗。小陶用紗布蘸著清水，先擦洗劉毛妹的臉。她時不時停下來，注視著死者的眼睛。她覺得劉毛妹是出於怨恨，閉著眼睛，不願意看她。擦洗手的時候，陶坷幾次痴痴獃獃地停下來。她想起小時候過馬路，行人擁擠，劉毛妹始終緊緊拉著她的手。他是男孩子，自然地負起了責任，來保護他的青梅竹馬好朋友。陶坷又想起在新兵團看電影那天晚上，劉毛妹大膽地抓住了她的手。在劉毛妹的一生中，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企圖親吻一個異性。他一雙手是那樣有力，完全可以強行達到目的，他還是失敗了。
步話機員的軍服、綁帶、鞋襪，沒有一處是潔凈的。泥水和著血，凝結在肉體上脫不下來。小陶用剪刀完全剪碎了，花了很長時間，輕輕地一塊塊把衣服鞋襪撕下來。她不讓別人動手，似乎是怕別人毛手毛腳觸痛了他。清洗過遺體，陶坷數了數傷口，大大小小掛花四十四處，這個數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齡乘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