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學藝術院寄來一張照片，是我和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的合影，攝於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該院為我補辦的、歡迎新院士的招待會上。附信上寫道：據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夫人莎洛特說，這是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張照片。
事實上，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天、最後一件事，也是和莎洛特一起為我買一條手工製作的披肩。
可惜他沒能親自把這條披肩送給我，買完披肩從羅德島回家的路上，他就去了。
我一直不敢寫下哈里森過世那些日子的感覺，那些感覺太過尖銳。我在等，等它們變得鈍挫——所有的疼痛都會過去，人生就是這樣無情無義。
如今見到這張照片我已不再哭泣，知道終於可以記錄那時的種種。
沒有用的文字已經太多太多，面對洶湧的思緒，或無章可循、無可解釋的人生，文字又是那樣的乏力……但對我生命中遇到過的這個人，即便沒有力量的文字，也應該用來試一試。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美國極負盛名的記者和作家，《紐約時報》前副總編輯、客座社論撰稿人；
一九八四年春，將當年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之路，從頭到尾走了一遍，之後寫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那大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出版界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中國有那麼多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算我孤陋寡聞，不知道有哪位將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之路，如此這般地重新走過一遍；
初任見習記者，即因曝光經濟蕭條幾被革職；
「二戰」期間任《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斯大林、莫洛托夫非常不滿意他從莫斯科發出的報道，幾乎將他驅逐出境。《紐約時報》的老總，也不中意他總是發出自己聲音的稿子，準備炒他魷魚；
在報紙上公然預警，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即將鬧出一場種族大亂。為此，該市不惜重金妄圖置他於誹謗之罪，結果不幸被他言中；
「越戰」期間深入河內，披露美軍轟擊的不僅是軍事目標，和平居民同樣遭到了「外科手術」式的轟炸以及有關平民傷亡的實況。報道轟動了美國和世界，約翰遜及五角大樓立即陷入欺騙公眾輿論的尷尬境地。為此，他不但遭受同行的嚴苛責問、譏諷以及對他職業道德的懷疑，約翰遜也幾乎要派一架飛機，讓《紐約時報》領教一下何謂真正的「外科手術」轟炸；
幾乎走遍世界，經歷、報道過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與世界諸多風雲人物關係頗深；
在長達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中，從未懈怠地恪守了一個記者的職業道德。
…………
每當我與他今生最後一張照片相對時，禁不住發出這樣的疑問：還有誰會記得他為這個世界所做的貢獻？
一九九三年七月六號，星期二。下午，唐棣下班回家之後對我說：「媽，我們出去走走吧。」
我們慢慢走到大都會博物館，無言地坐在黃昏的暗影里。那時我仍然精神恍惚，不大愛講話，雖然母親過世差不多兩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對我說：「媽，告訴你一件事。你可要挺住，不要太傷心……」
母親去世後我變得特別膽小，唐棣的話讓我不由得縮緊了肩膀，轉過張皇的臉，等待著那件需要我「挺住」才能承擔的事情。
「下午莎洛特打電話給我，她在電話里對我說：『……我不願意你們從報紙上而不是從我這裡得知這個消息。昨天，從羅德島回康州的路上，哈里森去了……如果你們不覺得太困難，我們還是按原計畫見面。』」
這裡說的是我們和哈里森、莎洛特六月二十三號星期三，在紐約六十二街婦女俱樂部晚餐時定下的計畫，七月十三號他們再到紐約來的時候，我們還要到婦女俱樂部晚餐。
唐棣問：「你行嗎？」
莎洛特說：「我喜歡這樣。」
唐棣說：「不過我媽會哭的。」
之前，我剛剛對唐棣說過：「姥姥去世前一天，她從沙發出溜到地上的時候，我的眼前一黑。不是昏厥之前的那種黑，而是一塊無際的黑幕，在眼前急驟無聲地落下，你對它無能為力，只能無奈地被它覆蓋……」然後煩惱地轉過臉去，看著遠處駛來的M1公共汽車，使勁盯著它閃爍的頭燈，為的是止住眼裡的淚水。我希望自己不再哭泣，唐棣已經為我操了很久的心。
對於莎洛特的電話，我這些話可不就像一個前奏？
可我還是哀哀地哭了。
面對我們所愛的人的離去，除了逆來順受、無可反抗地哭泣，還能怎樣？
從大都會博物館南邊的上空，急速地沉降下一片令人窒息的熱霧……
有個黑女人在我椅子背後說些什麼。我轉過臉去，原來是討乞的。她看了我一眼，說：「噢，對不起。」趕忙轉身走開。
唐棣說：「媽，我之所以帶您出來，而不是在家裡告訴您這個消息，是因為外面涼快一點，您也許不會覺得那麼難過。」
十三天以前，我們還在一起晚餐呢。
六月二十二號，他還參加了美國文學藝術院為歡迎我入院而補辦的慶典呢（一九九二年我因喪母之痛沒能到美國接受榮譽院士的頒贈）。
慶典上，文學藝術院主席還請他發表了關於我的評介。
就像在國內很少參加文壇活動那樣，自他們為歡迎我入院舉行的這次慶典之後，我幾乎沒有參加過文學藝術院的其他活動。今年他們得知我在美國，特地為我組織了一個party，現任主席在向到場嘉賓介紹我的時候，許多話語，竟是十一年前哈里森評介我的話語。我頓然失色，悲從中來，馬上丟下一干客人逃離而去。
我站在老窗子前，他走過來對我說：「你倒是會找涼快的地方……」
那天哈里森顯得過分安靜，很少說話，只是傾聽……我和他也沒有太多的交談，心想反正第二天我們要在一起吃飯，不必著忙，有的是談話的時間。
第二天哈里森夫婦請我和唐棣在六十二街的婦女俱樂部晚餐，我送莎洛特一條游弋於深淺銀灰間的絲質頭巾，哈里森安靜地揉了揉那條頭巾，說：「很雅緻的色調。」
他的安靜里有一種漸行漸遠、讓人無法留住的絕望，不，不是安靜，而是力不從心，像母親去世前的那些天一樣，萬事提不起一點興緻。
一種不祥之感，慢慢地將我攥進了它的手心。
我也看出莎洛特為鼓動哈里森的興緻所做的努力，想必她早就看出這些。
她問我：「給哈里森什麼？」
我說：「鮮花。」那是兩束或白瓣綠芯兒或綠瓣嫩黃芯兒的小菊花。
莎洛特沒怎麼吃飯，而是一味在椅子上轉來轉去。剛結束一個故事，又說她看見青年時代的男朋友了，她得過去寒暄幾句。在她過去寒暄的時候，哈里森一直注意著她的動向。
回到座位上，她又笑著說那其實並不是她青年時代的男友，她不過是在開玩笑。可哈里森還是不時回過頭去，對那男人望了又望。這可能正是莎洛特的期望？
不知不覺，我也開始找些輕描淡寫的話題：「哈里森，記得你從前寫給我的信嗎？你寫到童年在賓夕法尼亞的生活，真是很美的散文，為什麼不寫下去呢？」
他說：「我正在整理。」我聽出他的勉強。心想，哈里森，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
我又說：「你用的還是那台老雷明頓打字機嗎？」
這時他才提起一點興緻。「噢，你還記得它……」
接著我就弄巧成拙：「那條老狗還好嗎？」
莎洛特說：「去年死了，它生下來就有問題，老跑醫院。」
我懊悔不已，生怕這個話題使哈里森傷感。
分別的時候，莎洛特在我臉上吻得很重、很深，我也深深地吻了她，多少心事，都在我們彼此的深吻中作了交流。
我不舍地望著他們在風中遠去的背影，心裡有莫名的憂傷，不由得對唐棣說：「希望明年再來美國的時候，我還能見到哈里森。」可心裡玄玄地想，可能說不定哪個剎那，我就看不見他了。在母親過世的那場大難之後，我似乎能聽到別人無法聽到的死亡的腳步聲。
沒想到十三天後，我的預感果然成真！
七月七號，哈里森去世的消息見報。報上發表了他的兩幅照片。我想報紙老編很會選，這兩張照片可以說是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經歷。一張是三十年代在克里姆林宮前，一張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間在天安門廣場。面對他那份不變的共運情結，我為他深感難以名狀的尷尬。
回國後，我輾轉請求哈里森的一位「生前好友」，在他擔綱的一個為團結「國際友好人士」設置的組織里，給哈里森一個紀念性的位置，一了他的共運情結。可我遭到了拒絕。原因是哈里森最後那本有關「六四」的書，將他對中國的全部熱愛一筆勾銷。看來，那不過是哈里森一廂情願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