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斯林大學任教期間，經常接到英格的電話，約我們到他們那裡去度周末。從威斯林大學到阿瑟·米勒的莊園，開車不到一個小時，算是很近的了。
而在我們相識的初期，來往並不密切。一九八四年九月號香港《The Asiaweek Literary Review》雜誌，曾發表過一段阿瑟關於我的談話：「張潔的書如同其人，正直不阿。她的目光始終在洞察陰暗的角落。我很喜歡她，但是很難和她接近。」
這樣的評語，隨著我們的日漸熟悉，更新了很多。而後來的我，對洞察陰暗的角落越來越沒有興趣，沒有改變的，依然是「很難接近」——對許多人來說。而且愈演愈烈，幾乎到了「不可接近」的地步。
阿瑟的莊園沒有圍欄，四通八達，無論從哪一個方向，都可自由出入。問題是一旦進入這個「領地」，主人立刻就會知道。不論阿瑟是在山坡上的小屋裡寫作，還是在木工房裡干木工活；或英格在她那尊炮樓一樣的房子里洗印她的作品。原來各處都設有監聽裝置。
英格是攝影藝術家，頗具語言天才，能操多種語言，除母語之外（英格是奧地利人），西班牙語、法語、俄語等等全都在行，竟然還會說些漢語。阿瑟瞪著兩隻眼睛，迷迷瞪瞪地說：「和她到各個國家旅行，不論什麼語言她都能說，簡直像變魔術。」
自二〇〇二年英格去世後，我不再拜訪他們，不論多麼小心，都會是傷心之旅。從來不覺空曠的那處莊園、樹林之外，平添了一個無邊無際、頂天立地到無法彌補的空洞。而我們也越來越老，這樣一個空洞對老去的人來說，是相當恐怖的。
我們徑直走進客廳。
首先出來迎接我們的，是感情過剩的勞拉。它把兩隻前爪搭在我們肩上，一面激動地喘息，一面湊上它的腥嘴，用滿是唾液的舌頭，在我們臉上一通猛舔。我老擔心它會不會興奮過頭，不由自主地在我們臉上咬一口。最後終於明白我們造訪的不是它，它便躺在我們的身邊，發出嗚嗚的埋怨。
不過它的失落並不長久。勞拉是個沒心沒肺的姑娘，很快就會忘掉我們的冷落，被屋外的一隻鳥或一隻蝴蝶吸引，而且鎮子里那隻愛串門的狗，一會兒就會準時來到。
勞拉對它的歡迎，自然要比對我們的歡迎更加瘋狂。對勞拉來說，它雖然老了一點，但畢竟是異性。「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可能是多數理論家的追求，可惜能達到目標的不多，弗洛伊德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它和勞拉麵對面地蹲著，就跟人們坐在沙發上聊天一樣。不過勞拉對聊天的興趣不大，一會兒就會跳起來，撩逗對方跟它到林子里去瘋跑。人家畢竟是位紳士，頭腦非常冷靜，也許會和勞拉到樹林子里跑上一會兒，但不多留，待夠半個小時一定告辭。阿瑟認為它有一種非常自覺的責任感，每天一定要把鎮上發生的事傳達落實到每一隻狗頭。
隨後才是阿瑟·米勒或英格的迎接。
一九八六年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如果不是在威斯林大學任教，還不知要等到何時才能再見。
當阿瑟從山坡上那棟寫作小屋走下來的時候，我看見他的腿腳更不好使了，這並不使我感到意外，早知道他的腿有毛病。可當他先拍拍唐棣的頭頂，又轉過來拍拍我的頭頂時，心上就像掠過一片雲似的一暗。
在周末，阿瑟·米勒什麼也不寫，只是「侃」。他不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一坐下來就談國際形勢，老在為人類的前途擔憂，而是漫無目的地瞎聊，心理諮詢、馴馬、繪畫、哲學、天人感應、天南地北、趣聞怪談……偶爾才會談及政治以及某位作家和她（他）的作品，包括對幾位中國作家的印象。
也許他對人類前途的憂慮以及有關文學的思考，暫時放在山坡上的小屋裡了。
莊園里有很多樹，其中有個蘋果樹樁子，在他繪聲繪色的描述中顯得十分神秘。
因為他喜歡調侃，所以我習慣性地問道：「是真的嗎？」
「真的，這是真的。」
「你寫不寫這個蘋果樹樁子？你要是不寫，我可就要寫了。」
他說：「好吧，我把這個題材讓給你了。」
可我又想，何不讓那樹樁子繼續神秘下去？那樣，凡是來這裡做客的人，都有機會到那樹樁子上親身感受一番，蘋果樹樁就會繼續它的創作，用它千奇百怪的故事愉悅我們，如果我破了這個咒，蘋果樹樁也許就會走上才思枯竭的絕路。
否則阿瑟·米勒為什麼對此只是津津樂道，而不把這個蘋果樹樁子放進他的戲劇里？
最愜意的時光，是在晚餐桌上。
餐桌上燭光搖曳，蠟燭就插在畢加索捏咕出來的燭台里。「侃」到高興的時候，阿瑟·米勒會來段即興表演，比如在想像的提琴上拉出任人想像的曲子。他的頭、身子和手腕，隨著那些旋律，比演奏家更演奏家地抖動著、搖擺著，臉上的每一根神經讓那些音符牽動得很是繁忙。那時，我就會忘記他先拍拍唐棣的頭頂，又轉過來拍拍我的頭頂，讓我心頭像掠過一片雲似的一暗。
記得有天晚上，從荷蘭來了一個國際長途電話。開始阿瑟·米勒什麼也不說，只是握著話筒一味在聽，過了很久才聽見他說：「那你幹嗎不寫個新的？」
我猜想大概是個新手，希望得到阿瑟的指點。
而後阿瑟·米勒便放下話筒，拿起咖啡壺煮咖啡去了。
我們都認為電話已經結束，接著剛才的話題繼續聊。
咖啡煮好之後，阿瑟·米勒給自己倒了一杯，一邊慢慢地啜著，一邊慢慢對我們說：「這是一位導演，正在排演《推銷員之死》，打電話是為了說服我把第一場換到最後一場，把最後一場換到第一場去。」
喝完那杯咖啡，阿瑟接著去聽電話，原來電話並沒有結束。
他還是什麼也不說，只一味地聽。直聽到不但那頭，就連我們也都以為阿瑟·米勒接受了那位導演的意見，把第一場換到最後一場去了。這時只聽阿瑟開口說道：「等我死了以後，你愛怎麼著再怎麼著吧。」
有時阿瑟·米勒為我們播放錄像帶，比如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推銷員之死》，並向我們介紹達斯汀·霍夫曼拍攝此片的一些情況。我坐在地毯上，一面看一面想，這位霍夫曼要是不得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才叫怪。
可能世界上的頂級演員都扮演過這個角色吧？不過比來比去，我還是最喜歡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推銷員之死》，可惜那部電影沒在中國放映。
一般說來，聊到十點，阿瑟就會說：「好了，咖啡店關門了。」
客人們就會回到各自下榻的屋子裡去。
凡事有得必有失，在餐桌上，我們不得不領教英格並不高明的廚藝。與阿瑟·米勒結婚初期，英格曾從歐洲帶來一個法國廚子。可是那位廚子聲稱受不了美國人對美食的褻瀆，把英格下崗之後便回法國去了，從此英格只好親自下廚。
烹飪過程中，她總是不甘寂寞地從廚房裡跳出來參加客廳里的談話，常常是一隻腳踩在廚房裡，一隻腳踩在客廳里。如果我們吃到焦煳的，或是夾生的飯，也就不足為怪。我想，廚房連著客廳，對英格來說無疑是個陷阱。
難得那次為宴請我的母親，她成功地做了一隻烤雞。
那一次英格拒絕了客廳里的誘惑，只見她不斷打開烤箱，把烤盤裡的汁水澆到烤雞上去。那隻雞被烤得嫩黃流油、香脆可口，可以說是飯店級的水平，在她的廚藝中實屬意外。可惜母親那天突然頭暈，不適乘車旅行，未能赴約。不完全是為了報答英格的盛情，那天我吃了兩個人以上的分量，減肥計畫再次告吹。
吃甜食的時候，英格會問誰要咖啡、誰要茶，我自然要茶，咖啡只在早上飲用。「什麼茶？」她問。
接著就會和我異口同聲地說：「薄荷茶。」
然後跑到院子里，揪幾把薄荷泡在開水裡。茶水淺淺地染著薄荷的雅綠，沁著新鮮薄荷的清涼，可謂色香俱全。
有一次的飯後甜食讓我嫉妒不已。那是一大盒裝在松木盒子里的巧克力，每一方巧克力上，都鐫刻著阿瑟·米勒一部劇作的名字。
猜一猜這禮物是誰送的？林肯藝術中心！這樣的禮物，哪怕你做二十年作家協會主席或黨組書記，也是無法得到的。
我小心翼翼地咬著那些巧克力，先從邊緣地帶咬起，然後漸漸進入縱深，最後還是把阿瑟·米勒的那些劇作吃了下去。
我對阿瑟·米勒說：「我咬一口巧克力，就像咬了一口你。」
阿瑟·米勒卻撫摸著他親手做的、足足可以坐下十二個人的餐桌說：「我最喜歡的是這張餐桌，在這張桌子上，我接待過很多喜愛的朋友。」
1991年4月7日於北京
二〇〇五年，我在德國Schoeppingen住了幾個月。二月十日那天早上，辦公室的Mr.Kock突然從電腦中調出一份資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