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在記憶里搜尋，他是除我父母的影像之外，第一個印入我記憶的、家庭成員之外的人，我稱他叔叔。可我那時並不知道他是作家，如同他不知道我長大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珍珠港事件後，在桂林，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住在我們家，由母親做飯、洗衣，照顧他的生活。不過他並不喜歡勤換衣著，除非出門或上哪位太太家做客，才會換上一件我母親為他洗燙平整乾淨的襯衣。也許他想盡量減少母親的負擔，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修邊幅。因為幾十年的歲月證明，就是在我有了嬸嬸之後，他也依然如故：襯衣領子總像沒有洗過，質地很好的毛呢大衣里，不知藏著多少塵土，被子、床單的情狀，和襯衣領子差不了多少……好像仍然過著沒人照料的、單身漢的潦倒日子。
他吸煙吸得很兇。清早起來，只要他一打開房門，便有濃濃的煙霧滾滾湧出，他那窄小的房門活像個大煙囪。好像他一夜沒睡，挺辛勞地燒了一夜濕柴火。
長大以後才知道，《北望園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好幾篇小說，就是他穿著臟襯衣，在那冒著團團煙霧的房間里寫就的。要是我想念兒時在桂林的生活，我會在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間、竹圍牆、冬青樹、草地、雞群、鄰家的保姆和太太，以及我父親、我母親和我自己的影子。
我自認並非十分淘氣的孩子，但我經常挨父親的揍。或因為他的心情不好，或因為沒錢買米，或因為前方戰事吃緊，或因為他在哪裡受了窩囊氣……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變好，就有錢買米，前方就可以打勝仗，他便不再受人欺凌……
因此，大概叔叔也認為我是一個不堪造就的孩子，不然為什麼老是挨揍？也因此我想他是不喜歡我的，我也不曾記得他和我玩耍。
雖然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有人鼓勵我的創作，他說：「那是不會錯的，小時候就很聰明，我帶她上街，每每經過糖果店，她總是說：『叔叔，我不吃糖。』」
「那麼您給我買糖了嗎？」
「當然是買的了。」
並非我要為自己小小的狡黠辯白，這件事我一點也不記得了。
我們的友誼是在以後。
一九五四年我們開始通信，那時我還在撫順讀中學。
我想我之所以寫信給他，是因為不知哪本書或哪首詩引動了我對文學的興趣。我像某些自視極高的文學青年一樣，對文學其實一知半解，可不論對什麼都敢妄加評論，以為文學不論是誰想干就能幹，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隨便進去胡說八道的清談館……
我對他的教訓感到非常失望，覺得他對我板著作家的面孔，挑剔、難以對話，我這兒也不對、那兒也不對，有時我還使小性子……總而言之，我多半還是把他當叔叔，而沒有當作家。
其實他對我的所謂創作極其認真，並不因為我是他的晚輩而對我有些許的不平等。他送給我的每一本書，都鄭重其事地簽上名字，端蓋著印章。
一九五五年春天，他去黑龍江國營農場體驗生活，特地繞道撫順看我，住在車站附近一家二層樓的小旅館裡。那旅館的名字我全然不記得了，只記得窄小的樓梯和昏暗的燈光，住在那裡，一定很不舒服。
對一個珍惜時間的作家來說，繞道撫順耗費的兩天時間意味著什麼！在這之前，他曾寫信給我：「……明天是你的節日，我送一點什麼禮物好呢？一時想不出來，鋼筆一定是你需要的，又不好郵，是不是我路過瀋陽的時候帶給你呢？又不知撫順離瀋陽多遠，坐幾個小時的火車……」
從瀋陽繞道撫順顯然難為了他，他可不是跑單幫的角色，但他還是來了。
他看到我很高興，我一定使他想起青年時代許多美好的回憶，或不如說我就是他的青年時代。
那時我真不懂事，我甚至不記得他對我說了什麼，而且他走的那天下午，因為學校開運動會，我竟也沒有請假到車站為他送行。記得我後來寫信向他表示歉意，雖然他在回信里說「……生活就是這樣，有時如你心，有時不如意。因為環境究竟是決定人的意識的第一性……」但我感到，我還是傷了他的心。
我越是年長，越是後悔，那次運動會我就是不參加又算得了什麼？什麼時候我又變成了循規蹈矩的學生？
我常常讓他失望。或因為任性，或學習不好，或政治不求上進，或沒有考上留蘇預備生（這是他多次寫信寄希望於我的），或我要看什麼演出，等他給我買好了票，我又沒去看等等，只有一樣我如了他的願，考上了北京的大學。
到北京讀書後，若是我久日沒有消息，他便會來信問我生活怎樣，是否需要錢用，學習如何、有沒有長進，又寫了什麼新詩，拿去給他看看……
大學一年級時，我忽然寫起詩來，他卻認真地當回事。勸我多讀涅克拉索夫《誰在俄羅斯生活得自由？》那樣的著作，而普希金的譯文，以瞿秋白的《茨岡》為最好……
而我聽了也就聽了，寫詩於我不過是一陣心血來潮的衝動，卻耗費他許多時間，去審讀我那既無才情又未經過苦心推敲的詩句，之後還要對我認真地加以指點。
等我自己也開始寫作，也碰上那種連認識也不認識的人，動輒拿來一本幾萬、十幾萬的文稿「恭請指正」，我才知道厲害。
我把自己正在寫的、編輯部急等用的文章丟在一邊，一字字地給他看完，並給他聯繫好出版社，請他和出版社談談，聽聽出版社的意見，如何將文章改得更好……他卻把這部稿子扔到一邊，又拿來一部幾萬字的小說「恭請指正」。我真佩服他們的才思，敏捷得如同自來水龍頭，只要一擰，就嘩嘩地往外流。
他們或是要求你給他介紹這位名人，或是要求你給他介紹那位影星，好像那些名人影星全在我兜里裝著，隨便一掏，就能掏出幾個。
可是，他究竟要不要寫點什麼？這樣問題是不能問的，你若問了，他就會不高興，說你傲慢，背地裡還會把你罵得狗血噴頭。
這景況真有點像魯迅先生說的「謀財害命」。
同樣，我那時也差不多是這樣無償地剝削了駱叔叔。說無償，是因為我並未寫出、也沒有打算認真寫出一行像樣的詩句，來報答他對我的栽培和他為我付出的辛勞。
寫詩的衝動，終於像水一樣地流過，我連那個寫詩的筆記本也沒有留下，他也不再提我寫詩的事。
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寫信告訴我，他正在寫一個有關父親和女兒的故事，那就是後來發表的《父女倆》。信中詳細地寫了故事的梗概和立意，而我卻是在若干年後才去讀它。
和我這樣一個渾渾噩噩的毛孩子談創作，一定是因為創作的激情在猛烈叩打他的心，他希望有人來分享那一份衝動。而我那時卻不懂得這份愉悅，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回信時不但對這篇小說沒有些許的反應，好像提都沒提。
而現在，我會不時翻開他的小說。它們始終經得起琢磨，我敢說，他的小說在中國文壇上堪稱一流。
能夠認真聽取他的指教，並和他進行認真的對話，是在我吃盡苦頭，栽夠了跟頭之後。
一九七三年，我從幹校回來後，常去地安門寓所看望他。那是一個已經不能寫作的時期，以後還能不能寫，誰也不知道，反正已經有好些人下決心洗手不幹。我以為他被那樣批鬥之後，也早已死了舞文弄墨的心。誰知他從床底下，從抄家後僅剩的一個書櫃里，從案頭，捧過一摞摞手稿，像兒童一樣得意地告訴我，他在研究鐘鼎文，並在編著《金文新考》。
我環視他那間破敗不堪、搖搖欲墜的房子，不知怎麼想起曹雪芹的晚年。天棚上，幾處裱紙，像北方小孩冬天用的屁簾兒一樣耷拉著，穿堂風一過，它們就飄搖起來。
電燈是昏暗的，那幾年電力不足，老是停電。
僅有的一張寫字檯上，不但堆放著書籍、稿紙、筆墨，也堆放著切菜板、大白菜、切面、菜刀、碗盞、煤球爐子……
由於沒有廚房，一到做飯的時候，這間屋子裡滿地堆放著炒鍋、砂鍋、洗碗的水盆、洗菜的水盆、和面的面盆……我只要找到一個能坐的地方，就再也不敢輕易起來走動，生怕一不小心踢翻什麼盆子。而找到一個坐的地方也不容易，每個凳子上或放著米袋子，或放著報紙，或放著暫時不穿的衣服。
房間里真冷，煤球爐子經常滅火。我每次去看望他，幾乎都要碰上生爐子這個節目。煤球爐子倒挺容易生著，可我們經常因為談話忘記加煤球，然後不得不重新生爐子。有幾次我凍得不得不穿著皮大衣坐在房間里，在這樣冷的房間里伸出手指頭握筆寫作，一定很辛苦，再說，他可坐在什麼地方寫啊？
那個時期，大概難得有人和他、也難得有人和我談論這類話題，我們常常談得很興奮，嬸子就會心驚肉跳地阻止我們：「小聲點，小聲點！」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讓隔壁的鄰居打怕了，我卻恨不得找碴兒和那鄰居打上一架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