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像一塊碩大無朋的海綿，將白晝的炎光，慢慢地吮吸漸盡。喧囂的市聲，也漸漸低落下去，城市，像一鍋晾涼了的稠粥。房間里已經暗得不辨東西，只有牆角那盤燃著的蚊香，信號燈似的亮著暗紅的微光。
淺色的花布窗帘，在習習的晚風中輕拂，玻璃窗在輕風的搖曳中微微作響。就是不颳風的時候，每逢有人在地板上走過，這些窗子，也會咔啦咔啦地震響。
這是棟老房子啦，灰黃色的牆壁古色古香；每條地板中間，早已磨出凹槽，卻還是被路阿姨擦得一塵不染，油光鋥亮；紅木傢具，以及傢具上的稜稜角角，依舊硬得硌人；窗子也像教堂里的樣式，又窄又長，頂部還是拱形……
二樓朝南那一排窗前，有一棵葉子闊大的老核桃樹，一棵海棠，還有兩棵老也不見長的日本松。打從盧北河第一次邁進這個院子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它們還是那麼高，不過看得出來，它們蒼老了許多，人會蒼老，樹又何嘗不會？
夏天，核桃樹和海棠樹的濃蔭，不但會濾去陽光的炎熱，還遮擋著窗子里的人和窗子里的事。到了冬天，海棠樹、核桃樹的葉子雖然掉光了，可誰還會有那麼大興緻，站在冷風地里，窺視別人的窗？
屋外四周的青磚牆上，爬滿了青藤。本就不敞亮的窗戶，便深深地陷進厚密的藤葉里，像邊沿鋪滿厚厚的青苔，極少有人汲水的一口古井——一如左家極少與人交往的家風。而在盧北河嫁給左葳之前，左家似乎還不這麼冷森。
在待人接物方面，盧北河恪守保持一定距離的原則，她在不大的年紀，便眼看著自己的家庭如何敗落，以及那些和她的家庭差不多的家庭如何敗落。那早年的舊有的時日，完全顛倒的記憶，像年輪長入樹心一樣，從未和她分離過。
因此盧北河愛這老房子的幽暗。
這棟小樓，是左葳父親名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間，居然躲過了那場劫難，這是因為，左葳的父親不但是數一數二的國寶，在國際學術界也是一個有地位、有影響的人物，所以才被當作「標本」保存下來。
他們夫婦本有資格申請一套新房子，但盧北河不肯。錢是小事，自己出去頂門立戶，他們就不得不被擺到第一線的位置上，糾纏到七七八八、瑣瑣碎碎的事情里，於是他們的頭上，便會添出許多事來。
盧北河從沙發上站起來，擰開了一旁的落地燈。燈光透過綠色的紗罩，映出一片不大的光暈。她躲開這片光暈，重又揀個沙發角斜躺下去。
吃過晚飯後，盧北河就這麼一動不動地斜躺在沙發上，盤算她的心思。
左葳上火車站送兒子去了。
就是左葳在，她也不會把自己沒有考慮成熟的事情講給他聽。他什麼時候拿出過一個果斷、切實可行的意見？想到這裡，盧北河淡淡地笑了笑。
兒子什麼時候才能成人，頂天立地地替她撐起這個家？他沒有一點像她的地方，真是他們左家的骨血，而且比左葳年輕的時候還糟。盧北河和別的女人不大相同，還不至於因為對丈夫或兒子的愛，弄到睜眼瞎的地步。
她拿起一把葵扇，不緊不慢地搖著。一會兒想想丈夫，一會兒想想兒子，不知是苦還是甜地咂摸著。
現在的年輕人和他們年輕的時候，已大不相同，很少考慮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會給他人留下什麼印象，或政治上帶來什麼影響。好像他們只打算活過今天，明天就不再活了。
向東在政治上很不開展，到現在連團員都不是，盧北河不知和他談過多少次，就差沒跪下來，求他寫一份入團申請書了。
他答應得倒挺好：「哎，媽，我寫。」
「寫完給媽看看。」
「哎。」
過了一個月，什麼動靜也沒有。再催他，他就該發脾氣了。盧北河恨不得替他寫一份，可是，那也得他自己願意交出去才行。她總不能替他去交申請書，替他去接受組織考驗，替他在團旗下宣誓吧。
兒子自己不肯入團倒也罷了，可別人會怎麼想呢？比方研究所的同志。他們會不會說，自己的孩子都管教不好，還算什麼黨委副書記和副所長？
再說不入團、不入黨，將來分配工作、出國留學都會受影響。這小毛頭什麼時候才能懂呢？她又不便把這些利害，大明大擺地對他說個清楚。
那他準會一蹦三丈高地跟她嚷嚷：「噢，敢情您讓我入團是為了這個。」那她就會失去兒子的尊敬。
這次暑假，和同學們去雲南旅遊，左葳還偏偏給他買了一張卧鋪。別的同學都能坐著去，幹嗎他一個人非「卧」不可？如果不能坐，乾脆別去。
盧北河不是捨不得錢，在左家，錢，何曾被提到日程上來計較過？可有錢也不是這麼個花法，貼廣告似的。這等於告訴人家，你們家趁錢，你們家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資本家的劣根性——盧北河從懂事那天起，沒有一天敢忘記自己的出身——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貪圖享受、腐化墮落、好逸惡勞云云。要命的是，誰敢擔保不再來個什麼運動？「文化大革命」說是不搞了，可以變個名詞或花樣啊，這方面的專家有的是！
唉，頭腦里沒有一點政治。為什麼不能像她這樣，在家裡燉點銀耳、野參、燕窩……人又不知，鬼又不覺，有多實惠。
盧北河選的保姆，絕對靠得住。工價雖然高了一點，可是用了多年，這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沒從她嘴裡漏出過一星半點兒，包括「文化大革命」那個非常時期在內。
因為她寡言少語，左葳的母親老是說：「她那張臉，真像一堵灰磚牆。」
灰磚牆有什麼不好？
她從不和別家的保姆來往，不像她們那樣，抱著主人家的孩子，坐在樹蔭或朝南的大牆下，抖摟主人家的老底兒，編派主人家的不是。
不對她說的事情，她絕不打聽。只要不是對她發的話，別管大家在她面前說什麼，她都像沒有聽見。要是偶爾來個客人，又碰巧主人不在家，誰也別想從她那裡打聽出來，家裡人上哪兒去了，去幹什麼。問她什麼，她總是木無表情地搖搖頭，說：「不知道。」哪怕她給那位客人上過多少次茶、備過多少次飯，也跟不認識一樣。
客人們不斷向盧北河告她的狀，盧北河聽後，只是抿嘴笑笑。
這哪兒是保姆，分明是個寶物。不像左家原來那個保姆，太愛說話，太愛串門兒，太愛管閑事。盧北河嫁過來不久，就找個理由，讓左葳把她打發走了。那保姆走的時候，還拉著盧北河的手，淚漣漣地捨不得分手，弄得盧北河心裡也很不好受，一直把她送到汽車站。
盧北河和左葳就這麼一個孩子，左家兩代都是單傳。
偏偏這孩子來得晚，結婚好幾年之後才有他。頭幾年，婆婆在她那癟肚子上掃來掃去的目光，簡直像一條抽打她神經的鞭子，她恨不得自己的肚子，一夜之間，就隆起得像是扣著一個面盆。
她甚至在婆婆的眼睛裡，看到過幾許懊惱。懊惱什麼，懊惱左葳沒有和曾令兒結婚，而最終娶了她？
既然如此，為什麼利用曾令兒對左葳的愛，暗示她替左葳去戴那頂右派帽子？任曾令兒流放一樣，被發配到邊疆，而左葳又不隨她而去……在左家，好像世界上從來沒有過曾令兒這個人。老太太的懊惱，就跟《雷雨》中的周朴園一樣，幾十年來供著魯媽的照片，一絲不走樣地保留著魯媽的一些生活習慣……不過都是一種無比真誠的偽善。
向東是他們的心頭肉、掌上珠，可是疼孩子，不是這麼個疼法，在如今這個社會，應該讓他自小便練就政治上立於不敗之地的硬功夫，這才是真格的。
就連給兒子起名字這件事，盧北河既看得很淡，也很用心思。姓左，名向東。什麼時候往深里想這個名字，什麼時候她身上便會乍起一層雞皮疙瘩。但是，在這個名字里，不管是誰，再也嗅不到左家世世代代的書卷氣和盧家的銅臭味兒了。
老頭、老太太、左葳，只知道給遊山玩水的向東買卧鋪，卻毫不在意向東說不出中國那幾個副總理、國務委員的名字。他們不懂，也不願意懂，在當今中國，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
盧北河輕嘆一口氣，目光落在對牆的照片上，那是她和左葳的結婚照。她調整了一下燈罩的角度，讓燈光投射到照片上去。
她獃獃地望著那張十二英寸的大照片。人們常說他們夫婦二人非常相像，到底像在哪兒呢，可就沒人說得清楚了。
他，直長的鼻，飛揚的眉，炯炯的目，瘦削而稜角分明的面龐，一副硬漢子的模樣。
而她，一雙彌勒佛的笑眼，遮藏起可以從那裡窺視內心的雙眸。圓鼻頭，圓臉龐，一副和氣生財的模樣。
論脾氣、秉性，也大不相同。
讀大學的時候，左葳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系學生會主席。組織春遊啦，秋季運動會啦，文藝匯演啦，和蘇聯留學生聯歡啦，在全市五四青年節的紀念大會上發言啦……總之，是在一切重要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