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來參加這個會，非常高興。一個大學中文系專門組織一次研討會，討論我的書，要我參加，在我來說還是第一次。這個第一次不在北方，不在我熟悉的大學，而是在南方，在復旦這所我聞名已久卻從來沒有到過的大學，我覺得很有趣也更可珍貴。又恰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這樣一個喜慶的日子，更是讓人高興。會上聽到許多寶貴的意見，作品是要有了讀者的反應，才算真正地活起來。作品在讀書人的讀書過程中成長了、豐滿了。何況今天到會的都是關注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者。我發現了很多慧心人，大家從不同的角度談了我的小說，都很有見地，對我很有啟發。
《東藏記》最初是在《收穫》發表的，一九九五年發表了前三章，二〇〇〇年才發表了全部。一九九五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我寫了一個題記：謹以此書獻給抗日戰爭中的陣亡將士和被日本軍國主義殺戮的在戰亂中喪生的無辜同胞。我說我們不會忘記。一轉眼已經到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個人的記憶確實有些模糊，但是作為民族的集體記憶是永遠鮮明的，我們有責任讓這個記憶鮮明。另一方面，我們要超越戰爭。戰爭使人異化，而人應該還原為人。《東藏記》中就表達了這個意思。馮友蘭先生在他的《現代哲學史》最後一章引用了張載的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是張載歸納的客觀辯證法。馮先生指出，人類是聰明的，一定會照著「仇必和而解」的方向發展。我相信，從長遠來講，一定是這樣的。在這個長遠的過程裡面，我們還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的書是寫那一段戰爭的，可我是為了人，為了和平。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很有限，說出來的話怕做不到，總覺得自己像在說大話；但我是努力去做的。
感謝復旦大學中文系，感謝大家給我的幫助和鼓勵。特別感謝王安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