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各住宅區，都有個好聽的名字。朗潤、蔚秀、鏡春、暢春，無不引起滿眼芳菲和意致疏遠的聯想。而燕南園只是個地理方位，說明在燕園南端而已。這個住宅區很小，共有十六棟房屋，約一半在五十年代初已分隔供兩家居住，「文革」前這裡住戶約二十家。六十三號校長住宅自馬寅初先生因過早提出人口問題而遷走後，很長時間都空著。西北角的小樓則是黨委統戰部辦公室，據說還是冰心前輩舉行「第一次宴會」的地方。有一個遊戲場，設鞦韆、蹺蹺板、沙坑等物。不過那時這裡的子女輩多已在青年，忙著工作和改造，很少有閒情逸緻來遊戲。
每棟房屋照原來設計各有特點，如五十六號遍植櫻花，春來如雪。周培源先生在此居住多年，我曾戲稱之為周家花園，以與櫻桃溝爭勝。五十四號有大樹桃花，從樓下倚窗而望，幾乎可以伸手攀折，不過桃花映照的不是紅顏，而是白髮。六十一號的藤蘿架依房屋形式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漸高起，直上樓台。隨著時光流逝，各種花木減了許多。藤蘿架已毀，桃樹已斫，櫻花也稀落多了。這幾年萬物復甦，有餘力的人家都注意綠化，種些植物，卻總是不時被修理下水道、鋪設暖氣管等工程毀去。施工的溝成年累月不填，各種器械也成年累月堆放，高高低低，頗有些驚險意味。
這只不過是最表面的變化。遷來這裡已是第三十四個春天了。三十四年，可以是一個人的一輩子，做出輝煌事業的一輩子。三十四年，嬰兒已過而立，中年重逢花甲。老人則不得不撒手另換世界了。燕南園裡，幾乎每一棟房屋都經歷了喪事。
最先離去的是湯用彤先生。我們是緊鄰。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他和我的父親同往《人民日報》開會批判胡適先生，回來車到家門，他忽然說這是到了哪裡，找不到自己的家。那便是中風先兆了。十年後逝世。記得曾見一介兄從后角門進來，臂上掛著一根手杖。我當時想，湯先生再也用不著它了。以後在院中散步，眼前常浮現老人矮胖的身材，團團的笑臉。那時覺得死亡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文化大革命」初始，一張大字報殺害了物理系饒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號住處投繯身亡。數年後翦伯贊先生夫婦同時自盡，在六十四號。他們是「文革」中奉命搬進燕南園的。那時自殺的事時有所聞，記得還看過一個消息，題目是剎住自殺風，心裡著實覺得慘。不過夫婦能同心走此絕路，一生到最後還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間彷彿還有一點溫馨。
一九七七年我自己的母親去世後，死亡不再是遙遠的了，而是重重地壓在心上，卻又讓人覺得空落落，難以填補。雖然對死亡已漸熟悉，後來得知魏建功先生在一次手術中意外地去世時，還很驚詫。魏家遷進那座曾經空了許久的六十三號院，是在七十年代初，但那時它已是個大雜院了。魏太太王碧書曾和我的母親說起，魏先生對她說過，解放以來經過多少次運動，想著這回可能不會有什麼大錯了，不想更錯！當時兩位老太太不勝慨嘆的情景，宛在目前。
六十五號哲學系鄭昕先生，後遷來的東語系馬堅先生和抱病多年的老住戶歷史系齊思和先生俱以疾終。一九八二年父親和我從美國回來不久，我的弟弟去世，在悲苦忙亂之餘忽然得知五十二號黃子卿先生也去世了。黃先生除是化學家外，擅長舊體詩，有唐人韻味。老一代專家的修養，實非後輩所能企及。
女植物學家吳素萱先生原在北大，後調植物所工作，一直沒有搬家。七十年代末期我進城開會，常與她同路。她每天六點半到公共汽車站，非常準時。常把校園裡的植物向她請教。她都認真回答，一點不以門外漢的愚蠢為可笑。她病逝後約半年，《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張她在看顯微鏡的照片。當時傳為奇談。不過我想，這倒是這些先生們總的寫照。九泉之下，所想的也是那點學問。
馮定同志是老幹部，和先生們不同。在五十五號住了幾十年，受批判也有幾十年了。他有句名言：「無錯不當檢討的英雄。」不管這是針對誰的，我認為這是一句好話，一句有骨氣的話。如果我們黨內能有堅持原則不隨聲附和的空氣，黨風民風何至於此！聽說一個小偷到他家破窗而入行竊，翻了半天才發現有人坐在屋中，連忙倉皇逃走，馮定對他說：「下回請你從門裡進來。」這位老同志在久病備受折磨之後去世了。到他為止，燕南園向人世告別的「戶主」已有十人。
但上天還需要學者。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朱光潛先生與世長辭。
朱家在「文革」後期從燕東園遷來，與人合住了原統戰部小樓。那時燕南園已有八十餘戶人家。興建了一座公廁，可謂「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現在又經翻修，成為園中最顯眼的建築。朱家也曾一度享用它。據朱太太奚今吾說，雨雪時先由家人掃出小路，老人再打著傘出來。令人慶幸的是北京晴天多。以後大家生活漸趨安定，便常見一位瘦小老人在校園中活動，早上舉著手杖小跑，下午在體育館前後慢走。我以為老先生們大都像我父親一樣，耳目失其聰明，未必認得我，不料他還記得，還知道些我的近況，不免暗自慚愧。
我沒有上過朱先生的課，來往也不多。一九六○年十月我調往《世界文學》編輯部，評論方面任務之一是發表古典文藝理論。我們組到的第一篇稿子是朱先生摘譯的萊辛名著《拉奧孔：論畫和詩的界限》，原書十六萬字，朱先生摘譯了兩萬多字，發表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世界文學》上。記得朱先生在譯後記中論及萊辛提出的為什麼拉奧孔在雕刻里不哀號，在詩里卻哀號的問題。他用了化美為媚的說法。並曾對我說用「媚」字譯charming最合適。媚是流動的，不是靜止的；不只有外貌的形狀，還有內心的精神。「回頭一笑百媚生」，那「生」字多麼好！我一直記得這話。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他又為我們選譯了一組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文藝理論，都極精彩。兩次譯文的譯後記都不長，可是都不只有材料上的幫助，且有見地。朱先生曾把文學批評分為四類，以導師自居、以法官自命、重考據和重在自己感受的印象派批評。他主張後者。這種批評不掉書袋，卻需要極高的欣賞水平，需要洞見。我看現在《讀書》雜誌上有些文章頗有此意。
也不記得為什麼，有一次追隨許多老先生到香山，一個辦事人自言自語：「這麼多文曲星！」我便接著想，用滿天雲錦形容是否合適，滿天雲錦是由一片片霞彩組成的。不過那時只顧欣賞山的顏色，沒有多注意人的活動。在玉華山莊一帶觀賞之餘，我說我還從未上過「鬼見愁」呢，很想爬一爬。朱先生正坐在路邊石頭上，忽然說，他也想爬上鬼見愁。那年他該是近七十了，步履仍很矯健。當時因時間關係，不能走開，還說以後再來。香山紅葉的霞彩變換了二十多回，我始終沒有一償登「鬼見愁」的夙願，也許以後真會去一次，只是永不能陪同朱先生一起登臨了。
「文革」後期政協有時放電影，大家同車前往。記得一次演了一部大概名為《萬紫千紅》的紀錄片，有些民間歌舞。回來時朱先生很高興，說：「這是中國的藝術，很美！」他說話的神氣那樣天真。他對生活充滿了濃厚的感情和活潑潑的興趣，也只有如此情濃的人，才能在生活里發現美，才有資格談論美。正如他早年一篇講人生藝術化的文章所說，文章忌俗濫，生活也忌俗濫。如季札掛劍夷齊採薇這種嚴肅的態度，是道德的也是藝術的。藝術的生活又是情趣豐富的生活。要在生活中尋求趣味，不能只與蠅蛆爭溫飽。記得他曾與他的學生澳籍學者陳兆華去看莎士比亞的一個劇，回來要不到計程車。陳兆華為此不平，曾投書《人民日報》。老先生瀟洒地認為，看到了莎劇怎樣辛苦也值得。
朱先生從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開始，便和青年人保持著聯繫。我們這一批青年人已變為中年而接近老年了，我想他還有真正的青年朋友。這是畢生從事教育的老先生之福。就朱先生來說，其中必有奚先生內助之功，因為這需要精力、時間。他們曾要我把新出的書帶到澳洲給陳兆華，帶到社科院外文所給他的得意門生朱虹。他的學生們也都對他懷著深厚的感情。朱虹現在還怪我得知朱先生病危竟不給她打電話。
然而生活的重心、興趣的焦點都集中在工作，時刻想著的都是各自的那點學問，這似乎是老先生們的共性。他們緊緊抓住不多了的時間，拚命吐出自己的絲，而且不斷要使這絲更亮更美。有人送來一本澳大利亞人寫的美學書，托我請朱先生看看值得譯否。我知道老先生的時間何等寶貴，實不忍打擾，又不好從我這兒駁回，便拿書去試一試。不料他很感興趣，連聲讓放下，他願意看。看看人家有怎樣的說法，看看是否對我國美學界有益。據說康有為曾有議論，他的學問在二十九歲時已臻成熟，以後不再求改。有的老先生壽開九秩，學問仍和六十年前一樣，不趨時尚固然難得，然而六十年不再吸收新東西，這六十年又有何用？朱先生不是這樣。他總在尋求，總在吸收，有執著也有變化。而在執著與變化之間，自有分寸。
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