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德（1937—2004），人本主義者
這是我為仲德設計的墓碑刻字，我想這是他要的。他在病榻上的最後幾個月，想得最多的就是關於人本主義問題。如果他能多有些時日，會有正式的文章表達他的信念。但是天不佑人，他來不及了。只在為我寫的一篇短文里提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人權觀念等幾個概念。雖然簡單，卻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理想。現在又想，理想只能說明他追求的高和遠，不能說明他生活的廣和深。因為他的一生雖然不夠長，卻足夠豐富。他是一個好教師，也是一個好學者。生活最豐滿處是因為他有了我，我有了他。世上有這樣的擁有，永遠不能成為過去。
人人都以為，我最後的歲月必定有仲德陪伴，他會為我安排一切。誰也沒有料到，竟是他先走了，飄然飛向遙遠的火星。我們原說過，在那裡有一個家。有時我覺得，他正在院中的小路上走過來，穿著那件很舊的夾大衣；有時在這邊說話，總覺得他的書房裡有回應，細聽時，卻又沒有。他已經消失了，消失在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樹木花草之間。也許真的能在火星上找到他，因為我們這裡的事情，要在多少多少光年以後，才能到達那裡。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裡可以重現。
首先，他是一個教師。他在入大學前曾教過兩年小學，又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任教二十餘年，以後調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他四十六年的教學生涯里，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四十四年。他教中學時，課本比較簡單，他自己添加教材，開了很長的古典詩詞目錄，要求學生背誦。有的學生當時很煩，說蔡老師的課難上。許多年後卻對他說，現在才知道老師教課的苦心，我們總算有了一點文學知識，比別人豐富多了。確實，這不僅是知識，更是對性情的陶冶，影響著一個人的生活。
七十年代初，在軍營中經過政治磨難的音樂學院師生回到北京，附中在京郊蘇家坨上課，雖然上課很不正常，仲德卻沒有缺過一次課。一次刮大風，我勸他不要去，他硬是騎自行車頂著西北風趕二十幾里路去上課，回來成了一個土人兒。上課對於一個教師是神聖的。他在音樂學系開設兩門課：中國音樂美學史和士人格研究。人說他的課講得漂亮。我聽過幾次，一次在河南大學講授中國古代音樂美學，一次在香港浸會大學講「說鄭聲」。一節課的時間安排得十分恰當，有頭有尾，宛如一篇結構嚴密的文章。更讓人稱道的是，下課鈴響，他恰好講出最後一個字，而且是節節課都如此，就連他出的考題也如一篇小文章。他在每次上課前都認真準備，做嚴謹的教案。他說要在四十五分鐘以內給學生最多的東西，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如此。一次我們在外邊用餐，不知為什麼，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拿了一本唐詩，指出一首要我講，不記得是哪一首了，其中有兩個典故。我素來喜讀書不求甚解，講不出，仲德當時做了詳細的講解。他說做教師就要求甚解，要經得起學生問。學生問了，對教師會有啟發。
他淹纏病榻兩年有半，一直惦記著他的課和他指導的學生。就在他生病的這一個秋天，錄取了一名碩士生。他在化療期間仍要這個學生來上課，在北京腫瘤醫院室內花園，在北大醫院的病室，甚至是一面打著吊針，授課一面在進行。他對學生非常嚴格，改文章一個標點都不放過。學生怕來回課，說若是回答草率，蔡老師有時激動起來，簡直是怒髮衝冠，頭髮鬍子都根根豎起。不是他指導的學生也請他看文章，他一視同仁，十分認真地提意見挑毛病改文字。同學們敬他愛他又怕他。
他做手術的那一天，走廊里站了許多我都不認識的音樂學院師生，許多人要求值班。那天清晨，有位老學生從很遠的地方趕到我家，陪伴我。一個現在台灣的老學生在電話中哭著懇求我們收下他們的捐助。我們並不需要捐助，可是學生們的關心從四面八方把我們沉重的心稍稍托起。
一個大學教師在教的同時，自己必須做學問，才能帶領學生前進，才能不僅僅是一個教書匠。他從七十年代末研究《樂記》的成書年代開始，對中國音樂美學做了考察，寫出了《中國音樂美學史》這部巨著。這是我國的第一部音樂美學史。後來這本書要修訂出版，那時他住在龍潭湖腫瘤醫院。他坐一會兒躺一會兒，一字一字，一頁一頁，八百多頁的書稿在不時插上又拔下針管的過程中修訂完畢。
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對各種文獻非常熟悉，卻從不炫耀，從不沾沾自喜，總是儘力地做好他承擔的事，而且不斷地思考，不知不覺間又寫出了多篇論文。音樂方面的結集為《音樂之道的探求》，由上海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文化方面的結集為《艱難的涅槃》，正像書名一樣，這本書命運多舛，因為思想不合規矩，現在尚未能出版。
他能夠連續十幾小時穩坐書案之前，真有把板凳坐穿的精神。他從事學術研究不限於音樂美學，馮學研究也是重要的部分。其著述材料之翔實，了解之深切，立論之精當，為學界所推重。還是不知不覺間，他寫出了六十六萬字的《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並整理、修訂增補了七百餘萬字的《三松堂全集》第二版，又寫出了《馮友蘭先生評傳》《教育家馮友蘭》等。
對於我的父親，他不只是一個研究者，而且也遠遠超過半子。幸虧有他，父親才有這樣安適的晚年。他推輪椅，抬擔架，幫助喂飯、如廁。我的兄弟沒有做到和來不及做的事，他做了。我自己承擔不了的事，他承擔了。從父母的墓地回來，荒寂的路上如果沒有他，那會是怎樣的日子？可是現在，他也去了。
在繁忙的教學、研究之餘，他為我編輯了《宗璞文集》四卷本。他是我的第一讀者，為我的草稿挑毛病。我用引文懶得查時，便去問他，他會仔細地查好。我稱他為風廬圖書館館長，並因此很得意。現在我去問誰？
父親去世以後，我把家中藏書贈給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設立了「馮友蘭文庫」，但留了《四部叢刊》和一些線裝典籍，供仲德查閱。他閱讀的範圍，已經比父親小多了。現在他走了，我把留下的最後的書也送出。我已經告別閱讀，連個範圍也沒有了。他自己幾十年收集的關於音樂美學方面的書，我都送給了中央音樂學院圖書館。學生們從這些書中得到幫助時，我想他會微笑。
他喜歡和人辯論，他的許多文章都在辯論。辯論就是各抒己見，當仁不讓。他說思想經過碰撞會迸發出火花，互相啟迪，得到升華，所謂真理愈辯愈明。如果只有「一言堂」，思想必然僵化，那是很可怕的。他看到的只是學問道理，從沒有個人意氣。
他關心社會，反對躲進象牙之塔。他認為每一個生命是獨立的又是相聯的。他在音樂學院做基層人民代表十年，總想多為別人做些事。他是太不量力了，簡直有些多事，我這樣說他。他說大家的事要大家管。音樂史學家毛宇寬說：「蔡仲德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分子。」我覺得他是當得起的。
我們居住的庭院中有三棵松樹，因三松堂之名得到許多人的關心。常有人來，有的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就為了要看一看這三棵松樹。三棵松中有兩棵高大，一棵枝條平展，宛如舞者伸出的手臂。仲德在時，這一棵松樹已經枯萎，剩下一段枯木，我想留著，不料很不好看，挖去了。又栽上一棵油松，樹頂圓圓的，宛如垂髫少女。仲德和我曾在這棵樹前合影，他坐我立，這是他最後的一張室外照片，也是我們最後的合影。又一棵松樹在一次暴風雨中折斷了，剩下很高的枯乾，有些兇相。現在這棵樹也挖去了，仍舊補上一棵油松，姿態和垂髫少女完全不同，像是個小娃娃，人們說它是仙童。
仲德沒有看見這棵新松。萬物變遷，一代又一代，仲德留下了他的著作和理想，留下了他的愛心。愛心是和責任感連在一起的，我們家中從裡到外許多事都是他管。他生病後的第一個冬天，在病房惦念著家裡的暖氣。他認為來暖氣時應該打開暖氣上的閥門，讓水流出來，水才會通。他在病床上用電話指揮，每個房間依次打開不能搞亂。我們幾個女流之輩，拎著水桶，被他指揮得團團轉。其實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可是我領頭依令而行，淚滴在水桶里……
仲德和我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五年，因為有了他，我的生活才這樣豐滿。我們可以彼此傾訴一切，意見不同可以辯論，但永遠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他最後的時刻，我們曾一起計算著屬於我們兩人的日子。他含淚低聲說：「我們相聚的時間太少了。」現在想起來，仍覺肝腸寸斷！只要有他，我實在別無所求。可是，可是他去了。
再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分擔我的責任，化解我的煩惱；我的心得體會再無人分享，笑容、眼淚也再無人印證。但他留下的力量是這樣大，可以支持我，一直走向火星。
蔡仲德，我的夫君，在那裡等我相聚。
女兒告訴我，她做過一個夢，夢見我們三個人在一起，仲德不知為什麼起身要走。我們哭著要拉住他，可是怎麼也拉不住。
人生的變化是拉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