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朝節的紀念

農曆二月十二日,是百花出世的日子,為花朝節。節後十日,即農曆二月二十二日,從一八九四年起,是先母任載坤先生的誕辰。迄今已九十九年。

外祖父任芝銘公是光緒年間舉人。早年為同盟會員,奔走革命,晚年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他思想開明,主張女子不纏足,要識字。母親在民國初年進當時的女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一九一八年畢業。同年,和我的父親馮友蘭先生在開封結婚。

家裡有一個舊印章,刻著「叔明歸於馮氏」幾個字。叔明是母親的字。以前看著不覺得怎樣,父母都去世後,深深感到這印章的意義。它標誌著一個家族的繁衍,一代又一代來到世上扮演各種角色,為社會做一點努力,留下了各種不同的色彩的記憶。

在我們家裡,母親是至高無上的守護神。日常生活全是母親料理。三餐茶飯,四季衣裳,孩子的教養,親友的聯繫,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在和病魔做鬥爭,能夠不斷戰勝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親。如果沒有母親,很難想像我會活下來。在昆明時嚴重貧血,上紀念周站著站著就暈倒。後來索性染上肺結核休學在家。當時的治法是一天吃五個雞蛋,曬太陽半小時。母親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陽光的地方,不論多忙,這半小時必在我身邊,一分鐘不能少。我曾由於各種原因多次發高燒,除延醫服藥外,母親費盡精神護理。用小匙喂水,用涼手巾敷在額上。有一次高燒昏迷中,覺得像是在一個狹窄的洞中穿行,擠不過去,我以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親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裡,我是平安的。後來我經歷名目繁多的手術,人贈雅號「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過程中,也是母親,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醫院。醫院的人總以為是我陪母親,其實是母親陪我。我過了四十歲,還是覺得睡在母親身邊最心安。

母親的愛護,許多細微曲折處是說不完、也無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這些細微曲折才形成一個家。這個家處處都是活的,每一寸牆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學時曾以「我的家庭」為題作文。我寫出這樣的警句:「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於有沒有父親,不很重要。」作業在開家長會時展覽,父親去看了。回來向母親描述,對自己的地位似並不在意,以後也並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顧沉浸在他的哲學世界中。

古希臘文明是在奴隸制時興起的,原因是有了奴隸,可以讓自由人充分開展精神活動。我常說父親和母親的分工有點像古希臘。在父母那時代,先生專心做學問,太太操勞家務,使無後顧之憂,是常見的。不過父母親特別典型。他們真像一個人分成兩半,一半主做學問,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髮無間。應該說,他們完成了上帝的願望。

母親對父親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父親對母親的依賴也是到了極點。我們的堂姑父張岱年先生說:「馮先生做學問的條件沒有人比得上。馮先生一輩子沒有買過菜。」細想起來,在昆明鄉下時,有一陣子母親身體不好,父親帶我們去趕過街子,不過次數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來濕手,飯來張口。古人形容夫婦和諧用舉案齊眉幾個字,實際上就是孟光給梁鴻端飯吃,若問「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應該是做好飯以後。

舊時有一副對聯:「自古庖廚君子遠,從來中饋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適。母親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沒有什麼東西的情況下,變著法子讓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國鄰居的廚師學烤麵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發酵後力量很大,能「嘭」的一聲,頂開瓶塞,聲震屋瓦。在昆明時一次父親患斑疹傷寒,這是當時西南聯大一位校醫鄭大夫經常診斷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飯,只喝流質,每小時一次,幾天後改食半流質。母親用裡脊肉和豬肝做湯,自己擀麵條,擀薄切細,下在湯里。有人見了說,就是吃馮太太做的飯,病也會好。

一九六四年父親患靜脈血栓,在北京醫院卧床兩個月。母親每天去送飯,有時從城裡我的住處,有時從北大,都總是第一個到。我想要幫忙,卻沒有母親的手藝。父親暮年,常想吃手擀的面,我學做過幾次,總不成功,也就不想努力了。

母親把一切都給了這個家。其實母親的才能絕不只限於持家。母親結業於當時的女子最高學府,曾任河南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算術教員。她有一雙外科醫生的巧手,還有很高的辦事能力。外科醫生的工作沒有實踐過,但從日常生活中,從母親縫補、修理的功夫可以想見。辦事能力倒是有一些發揮。

五十年代初至一九六六年,母親做居民委員會工作,任北大燕南、燕東、燕農、鏡春、朗潤、蔚秀、承澤、中關八大園的主任。曾為家庭婦女們辦起裝訂社、縫紉社等。母親不畏辛勞,經常坐著三輪車來往於八大園間。這是在家庭以外為社會服務,她覺得很神聖,總是全心全意去做。居委會成員常在我家學習。最初賀麟夫人劉自芳、何其芳夫人牟決鳴等都是成員。後來她們遷往城內,又有吳組緗夫人沈淑園等參加。五十年代有一次選舉區人民代表,不記得是哪一位曾對我說:「任大姐呼聲最高。」這是真正來自居民的聲音。

我心中有幾幅圖像,愈久愈清晰。

一幅在清華園乙所,有一間平台加出的房間,三面皆窗,稱為玻璃房。母親常在其中辦事或休息。一個夏日,三面窗台上擺著好幾個寬口瓶和小水盆,記得種的是慈姑。母親那時大概不到四十歲,身著銀灰色起藍花的紗衫,坐在房中,鬢髮漆黑,肌膚雪白。常見外國油畫有什麼什麼夫人肖像,總想怎麼沒有人給母親畫一幅。

另一幅在昆明鄉下龍頭村。靜靜的下午,泥屋、白木桌,母親攜我坐在桌前,為我講解雞兔同籠四則題。父親從城裡回來,笑說這是一幅《鄉居課女圖》。

龍頭村旁小河彎處有一個小落差,水的衝力很大。每星期總有一兩次,母親把一家人的衣服裝在籮筐里,帶著我和小弟到河邊去。還有一幅圖像便是母親彎著腰站在歡快的流水中,費力地洗衣服,還要看著我們不要跑遠,不要跌進河裡。近來和人說到洗衣的事,一個年輕人問,是給別人洗嗎?還沒到那一步,我答。後來想,如果真的需要,母親也不怕。在中國婦女賢淑的性格中,往往有極剛強的一面,能使丈夫不氣餒,能使兒女肯學好,能支撐一個家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孔夫子以為女人難纏,其實儒家人格的最高標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來形容中國婦女的優秀品質倒很恰當,不過她們是以家庭為中心罷了。

母親六十二歲時患甲狀腺癌,手術後一直很好。從六十年代末患膽結石,經常大發作,疼痛,發燒,最後不得不手術。那一年母親七十五歲。夜裡推進手術室,父親和我在過廳里等,很久很久,看見手術室甬道那邊推出一輛平車,一個護士舉著輸液瓶,就像一盞燈。我們知道母親平安,仍能像燈一樣給我們全家以光明,以溫暖。這便是那第四幅圖像了。握住母親的手時,我的一顆心落在腔子里,覺得自己很有福氣。

母親雖然身體不好,仍是操勞家務,真沒有過一天清閑的日子。她總是說,你們專心做你們的事。我們能專心做事,都因為有母親,操勞一生的母親!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左右母親忽然吐血,拍片後確診為肺門靜脈瘤。當時小弟在家,我們商量說,母親雖然年邁,病還是該怎麼治就怎麼治,不可延誤。在奔走醫院的過程中,受到許多白眼。一家醫院住院部一位女士說:「都八十三歲了,還治什麼!我還活不到這歲數呢。」可以說,母親的病沒有得到治療,發展很快。最後在校醫院用杜冷丁控制疼痛,人常在昏迷狀態。一次忽然說:「要擠水!要擠水!」我俯身問什麼要擠水,母親睜眼看我,費力地說:「白菜做餡要擠水。」我的眼淚一下涌了出來,滴在母親臉上。

母親沒有讓人多伺候,不過三周便拋棄了我們。當時父親還在受審查,她走時很不放心,非常想看個究竟,但她拗不過生死大限。她曾自我排解說,知道兒女是好的,還有什麼別的可求呢。十月三日上午六時三刻,我們圍在母親床前,眼見她永遠闔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再不能睡在母親身邊討得那樣深的平安感了;我們的家從此再沒有春天和太陽了。我們的家像一葉孤舟忽然失了掌舵的人,在茫茫大海中任意漂流。我和小弟連同父親,都像孤兒一樣不知漂向何方。

因為政治形勢,親友都很少來往。沒有足夠的人抬母親下樓,幸虧那天來了一位年輕的朋友,才把母親抬到太平間。當晚哥哥自美國飛回,到家後沒有坐下,立刻要「看娘去」,我不得不告訴他母親已去。他跌坐在椅上,停上半晌,站起來還是說「看娘去」。

父親為母親撰寫了一副輓聯:「憶昔相追隨,同榮辱,共安危,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君先去;從今無牽掛,斬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自己一半的消失使父親把一切都看透了。以後母親的骨灰盒,一直放在父親卧室里。每年春節,父親必率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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