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斷憶

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快一年了。

去年這時,也是玉簪花開得滿院雪白,我還計畫在向陽的草地上鋪出一小塊磚地,以便把輪椅推上去,讓父親在濃重的樹蔭中得一小片陽光。因為父親身體漸弱,忙於延醫取葯,竟沒有來得及建設。九月底,父親進了醫院,我在整天奔忙之餘,還不時望一望那片草地,總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來,回來享受我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八十多歲才從頭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他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在父親的最後幾年裡,經常住醫院,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為頻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親突然發作心絞痛,外子蔡仲德和兩個年輕人一起,好不容易將他抬上救護車。他躺在擔架上,我坐在旁邊,數著脈搏。夜很靜,車子一路尖叫著駛向醫院。好在他的醫療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順利。一切安排妥當後,他的精神好了許多,我俯身為他掖好被角,正要離開時,他疲倦地用力說:「小女,你太累了!」「小女」這乳名幾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說,勉強忍住了眼淚。說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擔心和不安,勞累又算得了什麼呢。

過了幾天,父親又一次不負我們的勞累和擔心,平安回家了。我們笑說:「又是一次驚險鏡頭。」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過九十四壽辰。也是他最後的壽辰,這一天,民盟中央的幾位負責人丁石孫等先生前來看望,老人很高興,談起一些文藝雜感,還說,若能彙集成書,可題名為《餘生札記》。

這餘生太短促了。中國文化書院為他籌辦了慶祝九五壽辰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沒有來得及參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關心。

一九九○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象,又住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住醫院,總要反覆吟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是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他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一次醫生來檢查後,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痾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湧。一種沒有人能分擔的孤單沉重地壓迫著我。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希望他快點寫完《新編》,可又怕他寫完。在住醫院的間隙中,他終於完成了這部書。親友們都提醒他還有本《餘生札記》呢。其實老人那時不只有文藝雜感,又還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學連在一起的。只是來不及了。他沒有力氣再支撐了。

人們常問父親有什麼遺言。他在最後幾天有時念及遠在異國的兒子鍾遼和唯一的孫兒馮岱。他用力氣說出的最後的關於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他是這樣愛中國、這樣愛哲學。當時有李澤厚和陳來在側。我覺得這句話應該用大字寫出來。

然後,終於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親那永遠在思索的頭腦進入了永恆的休息。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的女兒,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註,難免有些獃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獃氣早已有之。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他的生命就是不斷地思索,不論遇到什麼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頑強地思考,不放棄思考。不能創造體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種思考。而且在思考中總會冒出些新的想法來。他自我改造的願望是真誠的,沒有經歷過二十世紀中葉的變遷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自我改造的願望的。首先,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邁上走向煉獄的歷程。其次,知識分子前冠以「資產階級」,位置固定了,任務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為是,自非之為非?第三,各種知識分子的處境也不盡相同,有居廟堂而一切看得較為明白,有處林下而只能憑報紙和傳達,也只能信報紙和傳達。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虧有了新時期,人們知道還是自己的頭腦最可信。父親明確採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辭立其誠」的態度。我以為,這個誠字並不能與「偽」相對。需要提出「誠」,需要提倡說真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悲哀。

我想歷史會對每一個人做出公允的、不帶任何偏見的評價。歷史不會忘記有些微貢獻的每一個人,而評價每一個人時,也不要忘記歷史。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佔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盡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九十五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蹟。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個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先生,還有一個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隨從父親訪美,在機場上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里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近幾年,每逢我的生日,父親總要為我撰壽聯。一九九○年夏,他寫最後一聯,聯云:「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父親對女兒總是看得過高。「雙城」指的是我的長篇小說,第一卷《南渡記》出版後,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便停頓了。我必須以《新編》為先,這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當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飯食尤其不能和母親相比,有的朋友都驚訝我家飯食的粗糙。而父親從沒有挑剔,從沒有不悅,總是興緻勃勃地進餐,無論做了什麼,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無窮。這一方面因為他得天獨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還有當飯桶的資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夠體會,他是以為能做出飯來已經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壞,豈不讓管飯的人為難。

父親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他並不永遠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瀟洒閑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一九二六年父親三十一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四個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於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干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止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三字經》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鍾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獃氣里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里又有道家的豁達洒脫。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的二十世紀。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篇章。

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鄉里傳為美談。從這裡我想起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許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活動常常是寫。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車恆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後來我曾代他回覆一些讀者來信,尤其是對年輕人,我認為最該關心,也許幾句話便能幫助發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後來我們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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