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我的父親，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來到人世，又於一九九○年十二月四日毀去了皮囊，只剩下一抔寒灰。在八天前，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時四十五分，他的靈魂已經離去。
近年來，隨著父親身體日漸衰弱，我日益明白永遠分離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須接受這不可避免的現實。雖然明白，卻免不了緊張恐懼。在輪椅旁，在病榻側，一陣陣嗆咳使人恨不能以身代。在清晨，在黃昏，凄厲的電話鈴聲會使我從頭到腳抖個不停。那是人生的必然階段，但總是希望它不會來，千萬不要來。
直到親眼見著他的呼吸漸漸急促，血壓下降，身體逐漸冷了下來，直到親耳聽見醫生的宣布，還是覺得這簡直不可能，簡直不可思議。我用熱毛巾拭過他安詳的緊閉了雙目的臉龐，真的聽到了一聲嘆息，那是多年來迴響在耳邊的。我們把他抬上平車，枕頭還溫熱。然而我們已經處於兩個世界了。再無需我操心侍候，再得不到他的關心和蔭庇。這幾年他坐在輪椅上，不時會提醒我一些極細微的事，總是使我淚下。我的煩惱，他無需耳和目便能了解。現在再也無法交流。天下耳聰目明的人很多，卻再也沒有人懂得我的有些話。
這些年，住醫院是家常便飯。這一年尤其頻繁。每次去時，年輕的女醫生總是說要有心理準備。每次出院，我都有驕傲之感。這一次，是《中國哲學史新編》完成後的第一次住院，孰料就沒有回來。
七月十六日，我到人民出版社交《新編》第七冊稿。走上樓梯時，覺得很輕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務。父親更是高興，他終於寫完了。直到最後一個字，都是他自己的，無需他人續補。同時他也感到長途跋涉後的疲倦。他的力氣已經用盡，再無力抵抗三次肺炎的打擊。他太累了，要休息了。
「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父親很讚賞張載《西銘》中的這最後兩句，曾不止一次講解：活著，要在自己恰當的位置上發揮作用；死亡則是徹底的安息。對生和死，他都處之泰然。
父親在清華任教時的老助手、八十八歲的李濂先生來信說：「十一月十四日夜夢恩師伏案作書，寫至最後一頁，燈火忽然熄滅，黑暗之中，似聞恩師與師母說話。」正是那天下午，父親病情惡化。夜晚我在病榻邊侍候，父親還能繼續說幾個字：「是璞嗎？是璞嗎？」「我在這兒。是璞在這兒。」我大聲叫他，撫摩他，他似乎很安心。我們還以為這一次他又能闖過去。
從二十五日上午，除了斷續的呻吟，父親沒有再說話。他無需再說什麼，他的囑託，已浸透在我六十二年的生命里；他的囑託，已貫穿在眾多愛他、敬他的弟子們的事業中；他的囑託，在他的心血鑄成的書頁間，使全世界發出迴響。
父親是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恆。
十二月一日兄長鍾遼從美國回來。原來是來祝壽的，現在卻變為奔喪。和母親去世時一樣，他又沒有趕上；但也和母親去世一樣，有了他，辦事才有主心骨。我們秉承父親平常流露的意思，原打算只用親人的熱淚和幾朵鮮花，送他西往。北大校方對我們是體貼尊重的。後來知道，這根本行不通。
絡繹不絕的親友都想再見上一面，不停的電話詢問告別日期。四川來的老學生自戴黑紗，進門便長跪不起。南朝鮮學人宋兢燮先生數年前便聯繫來華，目的是拜見老人。現在只能趕上無言的訣別。總不能太不近人情，這畢竟是最後一面。於是我們決定不發訃告，自來告別。
柴可夫斯基哽咽著的音樂伴隨告別人的行列迴繞在遺體邊，真情寫在每一個人臉上。最後我們跪在父親的腳前時，我幾乎想就這樣跪下去，大聲哭出來，讓眼淚把自己浸透。從母親和小弟離去，我就沒有痛快地哭一場。但是我不能，我受到許多真誠的心的簇擁和囑託，還有許多許多事要做，我必須站起來。
載靈的大轎車前有一個大花圈，飾有黑黃兩色的綢帶。我們隨著靈車，駛過天安門。世界依然存在，人們照舊生活，一切都在正常運行。
我們一直把父親送到爐邊。暮色深重，走出來再回頭，只看見那黃色的蓋單，它將陪同父親到最後的剎那。
兩天後，我們迎回了父親的骨灰，放在他生前的卧室里。母親的遺骨已在這裡放了十三年。現在二老又並肩而坐，只是在條几上。明春將合葬於北京萬安公墓。側面是那張兩人同行的照片。母親撐著傘，父親的一腳舉起，尚未落下。那是六十年代初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在香山偷拍的。當時二老並不知道。攝影者拿這張照片在香港出售，父親的老學生加籍學人余景山先生恰巧看見，遂將它買下。七十年代末方有機會送來。母親也見到了這幀照片。
親愛的雙親，你們的生命的輝煌樂章已經終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畫面是永恆的。
藉此小文之末，謹向所有關心三松堂的親友致謝。關係有千百種不同，真情的分量都不同尋常。踵吊和唁文未能一一答謝，心靈的慰藉和囑託永遠銘記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