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舊書雖念得不多，還知道些；西書了解不深，總也接觸過。沒有趕上裹小腳、穿耳朵；長達半尺的高蹺似的高跟鞋還未興起。精神尚不貧乏，肉體不受虐待，經歷更是非凡。抗戰那一段體會了人的最高貴的精神、信念與堅忍；「文革」那一段閱盡了人的狠毒與可悲。我們的生活很豐富，其中有一項看來普通、現在卻讓人羨慕的，值得大書特書的，那就是，我們有兄弟姊妹。
傳統文化講五倫，其中之一是兄弟。常聽見現在的中年人說：他們最羨慕的就是別人有兄弟姊妹。想想我的童年，如果沒有我的哥哥和弟弟，我將不會長成現在的我。
我們兄弟姊妹四人，大姐鍾璉長我九歲，所以接觸較少，哥哥鍾遼長我四歲，弟弟鍾越小我三歲。整個的童年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過的。抗戰勝利，我們回到北平，回到白米斜街舊宅中，這座房屋是父母的唯一房產。有一間屋子堆滿了東西，和走的時候完全一樣。那時冬日取暖用很高的鐵爐，稱為洋爐子。燒硬煤，熱力很大，便有爐擋，是洋鐵皮做成的，從前常在上面烤衣服。我們看到那鐵爐依舊，爐擋依舊。最有趣的是爐擋上面寫了兩行字，也赫然依舊。這兩行字是：「立約人：馮鍾遼、馮鍾璞。只許她打他，不許他打她。」當時在場的人無不失笑。父親說：「這是什麼不平等條約！」那時哥哥已經去美國留學，那條約也因爐擋的啟用擦去了，他沒有再見到我們的不平等條約。
我已不大記得怎麼會立下了不平等條約，卻有些小事歷歷如在目前。清華園乙所的住宅中有一間儲藏室，靠東牆冬天常擺著幾盆米酒，夏天常擺著兩排西瓜。中間有一個小桌，孩子們有時在那裡做些父母不鼓勵的事。記得一天中午，趁父母午睡，哥哥在那裡做「試驗」，我在旁邊看。他的試驗是點一支蠟燭燒什麼東西，試驗目的我不明白。不久聽見母親說話，他急忙吹滅了蠟燭，燭淚濺在我身上。我還沒有叫出來，他就捂住我的嘴，小聲說：「帶你去騎車。」於是我們從後門溜出。哥哥的自行車很小，前後輪都光禿禿沒有擋泥板，但卻是一輛正式的車，我總是坐在大樑上左顧右盼遊覽校園。哥哥知道我喜歡坐大梁，便用這「遊覽」換得我不揭發。那天的「試驗」也就混過去了。
後來我要自己騎車了。我想那時的年紀不會超過九歲，大概是八歲。因為九歲那年夏天開始抗戰，我們離開了清華園。我學會騎自行車完全是哥哥的力量。那時在清華園內甲乙丙三所之間有一個網球場，我們好像從來沒有打過網球，只在地上彈玻璃球。我在這場地上學騎自行車，用的是哥哥的那輛小車，我騎車，他在後面扶著座位跟著跑。頭一天跑了幾圈，第二天又跑了幾圈。我忽然看見他不跟著車了，而是站在場地旁邊笑。我本來騎得很平穩了，一見他沒有扶，立刻覺得要摔倒，便大叫起來。哥哥跑過來扶住，我跳下了車，便捏緊拳頭照他身上亂捶。他只是笑，說：「你不是會騎了嗎？」我想想也是。可是，下一次還是要他扶，他也就虛應故事地跟著跑。這樣我就學會了騎自行車。我可以騎姐姐的成人的女車，在清華園裡轉悠。常從工字廳東邊沿著小河過小橋，繞過大禮堂，經過圖書館前面，再經過當時的校醫院——這座建築還在嗎？最後從工字廳西面回家。有時一直騎到西院，去看看那一片荒野。當時清華園內人很少，騎車很自由。後來，六十年代，我常騎車從燈市口到建國門去上班。我從學車起到停止騎車從未摔過跤。
到昆明以後，哥哥上中學，我和小弟上小學。我們所上的南箐學校因為躲避日機的空襲，遷到昆明郊外崗頭村，我們都住校。家還在城裡，後來家遷到東郊龍泉鎮，我們又在城裡住校。不記得是怎麼回事了，總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常在周末從鄉下走進城，或從城裡走到鄉下，一次的距離大約是二十里。我們三個人一路走一路說話，講故事，猜謎語，對小說的回目，對的主要是《紅樓夢》和《水滸》的回目，《三國演義》我不熟。還有一項重要內容是講自己編的故事，輪流主講。大概也是編故事的需要，三個人每人有一個國家，哥哥的國家叫「晨光國」，在北極；弟弟的國家叫「英武國」，在海底；我的國家叫「逸堅國」，在火星上。不知為什麼，我從小便對火星有興趣，到現在也覺得火星很親切。我的兄、弟後來都是工程師，但他們在文藝方面的天賦絕不遜於我，故事編得很熱鬧，可惜都不記得了。
家裡孩子多，吃飯就成為一個有趣的局面。我小時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脫鞋。尤其是在吃飯的時候，覺得脫了鞋最舒服。這時，哥哥就會把鞋拿走藏起來，我便鬧著要鞋，弟弟便會找鞋，常常是笑作一團。到後來還是哥哥把鞋拿出來，我又賴著不肯穿。直到母親發話：「不要鬧了。」才算安靜下來。
後來我上了聯大附中，一度在城裡住校。那時聯大附中沒有宿舍，甚至沒有校舍，不知是借的哪裡的一個大房間，大家打地鋪。一次我生病了，別人都去上課，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空蕩蕩的大房間里。「妹，」是哥哥的聲音，睜眼只見他蹲在我的「床」邊。他送來一碗米線，碗里有一個雞蛋。
哥哥於一九四二年考入西南聯大機械系，他不用功，卻熱心演話劇。參加演出過曹禺的《家》，飾演覺新。我和小弟隨父母去看演出那一晚，在高老太爺去世那一場，哥哥把覺新頭上的孝布去掉了，為的是怕母親看了不高興。他還寫小說，我還記得他有一篇小說的第一句是「不疾不徐的雨」。他的文字是很好的，字也寫得好，還會刻圖章。那時的男孩似乎都會刻圖章。他大學二年級時志願參加遠征軍，直接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貢獻。有一次他從滇西回昆明度假，看見我的頭髮長了，要給我剪一剪。他說：「頭髮為什麼要剪成那樣齊？剪成波浪式的不好嗎？」當時大家都認為他很荒謬，沒想到幾十年後頭髮真的不以「齊」為美了。抗戰勝利後，哥哥獲得美國總統自由勳章，獲得此項勳章的翻譯官共二十二人。我曾想就此寫一篇文章，介紹這些好男兒，因為要用一些英文材料，我的眼睛已壞，不能閱讀，便放棄了。文章雖然沒有寫，對那些投筆從戎的大哥哥們，無論得沒得勳章，我都永遠懷有敬意。
以後，哥哥到美國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繼續讀機械系，也繼續開展他多方面的興趣。他喜歡擊劍，入選了校隊，代表學校出去比賽；還學過幾個月芭蕾舞。工作以後學會開飛機，曾開著飛機從所住城市到另一城市去看望朋友，乘客只有一人，就是我後來的嫂嫂李文沛。七十年代哥哥一家回來探親，說到此事，父親說：「敢開飛機倒不稀奇，難得的是有人敢坐。」大學畢業以後，他根據興趣又讀了數學、物理兩個專業。至今他還在研究有關電的問題，前兩年曾回國參加靜電學會的活動，但是他的理論很少人支持。前些時，哥哥來電話，告訴我一個不幸的事件，他的錢包丟了。別的倒沒有關係，只是其中的飛機駕駛執照也丟了，他覺得是一大損失。我安慰道：「你反正也不開飛機了。」他沉默了片刻，說：「用不著了——也不可能再補發了。」
九十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書名為《鐵簫人語》。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家裡有一支鐵簫。書出版後不久，南京的「洞簫博物館」也許是「樂器博物館」來人要求看一看鐵簫。他們說他們藏有銅簫，還沒有見過鐵簫。我把簫拿給他們看，他們觀看良久，又試吹過，承認它是一支簫。但我想大概不是很合格。然而它究竟是一支簫，而且是鐵簫。我還為這支鐵簫寫了一小段題記：
我家有一支鐵簫。
那是真正的鐵簫。一段頑鐵，鑿有七孔，拿著十分沉重，吹著卻易發聲。聲音較竹簫厚實，悠遠，如同哀怨的嗚咽，又如同低沉的歌唱。聽的人大概很難想像這聲音發自一段頑鐵。
鐵質硬於石，簫聲柔如水；鐵不能彎，簫聲曲折。頑鐵自有了比干七竅之心，便將美好的聲音送往晴空和月下，在松陰與竹影中飄蕩，透入人的軀殼，然後把軀殼拋開了。
哦，還有個吹簫人呢，那吹簫人，在哪裡？
吹簫人可以吹出不同的曲調，而鐵簫只有一支。
是誰製作了這支鐵簫？製作了這支可以從簫聲和簫的本身引出許多聯想的鐵簫？是我的哥哥——馮鍾遼。
簫屬於中國文化，可以引起許多中國式的聯想。都是陳貨，也就不必說了。依我的極為有限的見聞，在馮鍾遼做這支簫以前，從沒聽說過鐵簫。它既是樂器又可以做武器。我常想最好能有一位女俠，用的兵器是鐵簫；掄圓了可以自衛救人，掃盡人間不平事；吹響了可以自娛娛人，此曲只應天上來。也許哪天真寫出一篇武俠小說來。
在昆明時生活很艱苦，最常用的樂器只是口琴。母親吹簫，當時家中有兩支玉屏簫，母親時常吹奏的樂曲是《蘇武牧羊》。哥哥製作鐵簫便是受竹簫的啟發，用一根現成的廢鐵管，根據一點點中學物理知識，鑽幾個洞，居然可以吹出曲調，大家都很高興。我們就是這樣因陋就簡，使得生活充實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