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園乙所曾是我的家。它位於園內一片樹林之中。小時候覺得林子深遠茂密，綠得無邊無涯，走在裡面，像是穿過一個夢境。抗戰時在昆明，對北平的懷念里，總有這片林子。及至勝利後，再住進乙所，卻發現這林子不大，幾步便到邊界。也沒有回憶中的豐富色彩。
複員後的一年夏天，有人在林中播放音樂，大概是所謂的音樂茶座吧，憑窗而立，音樂像是從綠色中湧出來，把乙所包圍了，也把我包圍了。常聽到的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這是很少的我記得旋律的樂曲之一。還有貝多芬的《田園》，莫扎特的弦樂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愴》等。每當音樂響起時，小樹林似乎擴大了，綠色顯得分外滋潤，我又有了兒時往一個夢境深處飄去的感覺。
清華音樂室很活躍，學生里音樂愛好者很多。學余樂手頗不乏人，還出了些音樂專業人才。我是不入流的，只是個不大忠實的聽眾而已。因為自己有的唱片很有限，常和同學一起到美國教授溫德先生家聽音樂。溫德先生教我們英詩和莎士比亞，又深諳古典音樂。他沒有家，以文學和音樂為伴。在他那裡聽了許多經典名作，用的大都是七十八轉唱片。每次換唱片，他都用一個圓形的軟刷子把唱片輕刷一遍，同時講解幾句。他不是上課，不想灌輸什麼。現在大家都不記得他講什麼，卻記得他最不喜歡柴可夫斯基，認為柴可夫斯基太感傷。有一次聽肖邦，我坐在屋外台階上，月光透過掩映的花木照下來。我忽然覺得肖邦很有些中國味道。後從傅雷家書中得知確實中國人適合彈肖邦。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最偏愛肖邦。
以後在風廬里住的約四十年中，聽音樂的機會隨客觀情況的變化而忽少忽多。只是再沒有固定的音樂活動了，也沒有人義務為大家換唱片了。最後一次見到溫德是在北大校醫院樓梯口，他當時已快一百歲了，坐在輪椅上，蓋著一條毯子。我忙趨前問候。他用英語說：「他們不讓我出去！告訴他們，我要出去，到外面去！」我找到護士說情。一位說，下雨呢，他不能出去。又一位說，就是不下雨，也不能去。我只好回來婉轉解釋，他看住我，眼神十分悲哀。我不忍看，慌忙告別下樓去，一路濛濛細雨中，我偏偏彷彿聽到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中那段最哀傷的曲調。溫德先生聽見了什麼，我無法問他。
這幾年較穩定，便成為愈來愈忠實的聽者，海淀這邊有音樂會時，常偕外子前往。好幾次見滿場中只有我兩人發染銀霜，也不覺得雜在後生群中有什麼不妥。有一次中央樂團先演奏一個現代派的名作，休息後演奏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在飽受奇怪音響的磨難之後，覺得《第七交響曲》真好聽！它是這樣活潑而和諧，用一句舊話形容，讓人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都通開了。又一次有一位蘇聯女鋼琴家來演奏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於是，滿懷熱望到場，誰知她的演奏十分蒼白無力。我卻也不沮喪，總算當場聽過一次了。在海淀聽過幾次肖斯塔科維奇，發現他是那樣深刻，和我們的心靈深處很貼近很貼近。一九九一年嚴冬，我剛結束差不多一年的病榻生活，還曾不顧家人反對，遠徵到北京音樂廳聽莫扎特的《安魂曲》。記得剛見莫扎特這幾個字，便感到安慰。
嚴肅音樂不景氣，音樂會少多了。要聽音樂，當然還是該自己擁有設備。我毫無這方面的志向，只是書已夠我對付，夠我「恨」了，怎受得了再加上磁帶、唱片、CD什麼的。我憧憬的是家徒四壁，想看書到圖書館，想聽音樂一按收音機。許多國家有專播古典音樂的電台，我希望我們在這一點能趕上，不必二十四小時，八小時也夠了，可不能安排在夜裡。
現代音樂理論家黎青主曾說音樂是「上界的語言」，並引馬丁·路德的詩句：「誰從事音樂就是有了一份上界的職業。」他自己解釋說，意即音樂是靈魂的語言，是靈界的一種世界語言。音樂在諸門藝術中確是最直接訴諸靈魂的，最沒有國界的。對「上界的語言」這話，我還想到兩層意思：一是可以用來形容音樂的美；另一層意思我用一句話來表達，那就是：能聽一點音樂的人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