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陸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紀後回去，真正認識我的只有一起長大的同窗好友。抗戰八年，重慶是我的家。到台灣之後，回憶最多的是沙坪壩：家和學校之間三里路，無數的水田，一條樸實的街，接著到小龍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難忘的母校，南開中學一九四三班同學見證了我成長的過程。開放探親之後，大約是由在美國的同學開始。有了油印手寫的通訊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來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張簡樸的明信片，上面寫了兩行近況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總是排在鄰座。宿舍床鋪也常靠著。她的母親是法國人，所以她是雙語的人，有時又似徘徊在兩種文化之外的夢想者。熄燈後，輪到我講新看的書或電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誠的，「我愛談天，你愛笑」的聽眾。我記得最早講拉瑪爾丁《葛萊齊拉》的初戀與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瑪爾丁是法國浪漫詩人，而書中的葛萊齊拉，和我們那時一樣，也是十六歲。
勝利之後，英茂與我們失去聯絡，她的明信片到台灣時，我們都已七十歲。我原擬去歐洲開會，回程到紐約會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康珍馥（Jennifer 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誰知正逢美國的感恩節，安排旅程的人說，「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趕路，回家團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著明年開會再去。誰知第二年收到呂文鏡曲北京來信，說英茂因病已去世。我與她當聚而未聚，是我極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寫了一封無法投遞的長信 《寄英茂》恕我遲遲至今才給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時，我興奮許久，當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記憶，都隨你的信潮湧而至。你還記得么?我們畢業那年夏天，大家等著聯考發榜，我們去重慶城裡看你，五個人手牽著手往車站走，突然一輛吉普車衝來，把我們衝散，驚魂初定時，你用一貫靜靜的聲音說:「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我母親的法國迷信說，牽著的手被人從中沖開，就是分散的預兆。」這些年中，我有時會想起那一次的離別。那預兆可真准，這麼徹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過著無從存問的日子……。
這封長信祭念我們戰火下的青春，依悵取暖時不能遏止的悲與樂。我也將此信寄給了不斷催促我回大陸團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訊》將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訊息和催促。
促使我終於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參加四三班的年度聚會，是我另一位好友賴叔穎去世的消息。她與我小學中學兩度同學，她的父親是江西人，卻在奉直軍閥戰爭中，與我祖父相識，是我同學中最老的父親。
我記得她家好像住在重慶曾家岩的山坡上，我父親帶著我很恭謹地拜望他。叔穎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黨，卻是我沙坪壩家中的常客，與我父母更多一層親切。兩岸開放探親後，她即寫信給我，請我幫她尋找當年隨政府來台的哥哥賴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聽到，卻遠班友通訊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給北京的吳姓名醫，「解放」後受中共高層信任，大約末受折磨。但是怎麼七十歲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會，還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時是農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國的春天仍有相當寒意。負責一直與我聯絡的邢文衛已在旅館等我。我進了大廳，遠遠看到她在人來人往的接待櫃檯前站著的樣子，臉上等待的神色就是與眾不同。迎向我走過來的，就是邢文衛!南開中學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遙望受彤樓（女生部）」的焦點，她是我所見過最端莊美麗的中國少女。高一時，我座位、排隊在她與英茂之間，羨煞許多人。如今緊緊握住我的，當然已不是那冷艷、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與眾不同。與她同來的是余瑜之（與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們說柳志琦住在天津，這幾年她一直說，等齊邦媛回來時，她一定來北京開班會。她們離開我的旅館時，我說此行專為歡聚，一不談病痛健身靈藥，二不談台灣回歸祖國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衛家（她大學畢業後，嫁給我們同班的男生，康國傑終身是她的仰慕者）。當年同班女同學到了十多位，見面都已不識，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說出名字時驚呼一番。我們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現實，無數的「你記得嗎……都似在解答我在台灣難解的謎。驗證了我今生確曾那般歡躍活過的青春。這些人，這些事，那魚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過，歲月能改變，但並不能摧毀。
快到中午的時候，門鈴響，邢文衛把我叫到門邊，對我說，「柳志琦從天津來看你，你不要說你認不出她。」門開處，一對年輕人扶著一個勉強站立的老婦人走進來。我實在無法想像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讓的柳志琦會彎腰!在進門的甫道，她抱住我，哭著說，「想不到今生還會看到你!」 昨晚她們沒有告訴我，她脊椎的傷已不能坐火車，為了與我們團聚，她的女兒為她雇了一輛計程車，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開了一百多公里路來北京。半世紀前，她與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區，我隻身來到台灣，兩人不同的命運已定。吟誦清代顧貞觀《金縷曲》「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的詞句，不勝烯噓。
一九四六年暑假，勝利複員的各大學，開始由四川、雲南遷回原校。秋季上課，柳志琦也興沖沖地離開四川家鄉到了北平。她讀的飛生只大學戰時遷往成都華西壩。我們同班大約有十人在那裡，都只差一年大學畢業。我在複員到武漢上學前，與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歡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滿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場面很大。柳志琦應是親身目睹燕京大學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會大學，解放之初即被斷然廢校，美麗的校園。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變成了北京大學校園;一九五0年以後寫末名湖畔大學生活回憶的是北京大學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沒有人敢於公開懷念燕京大學和她的優雅傳統。政治力量便如此斷然消滅了一個共同的回憶!我那充滿文學情懷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蕩之後，如何回首我們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這一場令我一直近鄉情怯的重聚啊!時時刻刻都那麼寶貴，說不盡的當年趣事，唱不夠的當年歌曲，蒼老的聲音，疲憊的記憶，努力重燃南開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們開始唱當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歲文藝青年情懷寫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藹，數載無憂時光在南開，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別母校何日重歸來……。」
當年在後方風起雲湧的學潮，由街頭遊行演進成實際參與，我們班上大學後有幾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長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綺珍，她從山西太原來，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時和我談話響亮的笑聲。上大學不久，聽說她與幾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學時幾乎看不出誰「前進」，誰「反動」，原來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這半世紀來，延安的人在中國當家，她的境遇應該是幸運的吧!（五年後曾接到她寄來南開時代的照片，有一張是她穿著解放軍制服，旁邊注「隨軍入太原城」，她信上說那不完全正確。）我充滿了想間的問題，但是在十多個人團團坐的場合，確是不知怎麼問這些純屬個人攸關生死（Vital）的大問題。如今在近六十年後，用憶起的熱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時的歌，這些飽經憂患的心啊……你們怎麼還記得呢?我們這一代，在抗戰的重慶長大，在荒郊躲警報時為《天長地久》、《葛萊齊拉》里的痴心愛情而神往，但是我們的一生，何曾有過蔚藍的海灣?何曾有「黑髮隨風披散，腮際掠過帆影，傾聽漁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陸的，歷經政治動蕩，很多嘗過苦難;到台灣或到國外的，又總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見，真如隔世。當一切都是「一言難盡」時，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如今一九四三春風遠」時，記憶與遺忘似雙股柔絲，層層繞著這一屋子白髮的小友。這些當年菁英中的菁英，因為政治的斷裂。
婚姻的牽絆，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為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麼簡單直率的嘆息乏中，無需記憶，也無法遺忘。
那一天中午，我們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吃飯，街名我忘了問，只記得沿街種的是楊柳或馬櫻花。四月正是柳絮飄飛的季節，撲頭蓋臉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後面牽手而行，我看著前面七、八位同學的白髮上和肩頭灑著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憶起當年在孟志蓀老師詞選課上，背過蘇東坡詠楊花的《水龍吟》，她說記得開頭是「似花還似非花……」我們接力背誦下去，「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塵土，一份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站在這陌生的北京街頭，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飄零聚散之際，這鋪天蓋地的惆悵，是詩詞也無法言說的啊!
兩年後，我在台灣收到新的《四三通訊》，登著「邢文衛病逝」的消息。初看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燈光再讀，它是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