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所有的幸福時光都似不長久。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髮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適的人。於是，我勉為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只有部定本一種，一九六八年，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編印部定本，這一年也就是我隨著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決定: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衝。緩衝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幫助的根據。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全有弊病，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討伐到立法院質詢，館裡有專人搜集，一周就貼滿一目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它幾乎是眾目所視、眾手所指的焦點。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表面上都只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學生沒有興趣。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為什麼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只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誌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定。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國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平，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課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萬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台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有一位學生認為我課內外要求閱讀太多，隨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系主任談過之後，認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撫了抗議的聲音。因此屈先生對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學術上屬於高層的清流，我在文學院迴廊上看到他，總是莊重儼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學究形象。國文教科書是為中學生編的，那時又正是各界嬉笑怒罵的箭靶子，我怎麼開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許都有機緣。我剛回台大教書的時候，除了外文系幾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談話的小友 中文系助教柯慶明，認識他的經過非常戲劇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興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錫先生氣沖衝到系辦公室告狀:「上課二十分鐘了，學生都不見，一個也沒來!我派人去查，全班去聽演講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聖有此魅力?連受他們愛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體蹺課！我與施先生到演講廳一看，果然座無虛席，台上的演講者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興高采烈地。從《詩經》講到現代文學的欣賞。
我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聽完這一場吸引「新人類」的演講，看到一個年輕文人對文學投入的熱情，也忘記「抓」學生回去上課了。這位演講者就是何慶明，應中文系陳癸淼主任和中興文藝青年社之邀而來演講。他那時剛從金門服役退伍，已由晨鐘出版社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發》，擔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學期刊《夏潮》的主編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創辦的《現代文學》執行主編，對台灣文學創作、評論已經投入頗深。他回台北後寫了一封信．，謝謝我去聽他的演講。
機緣是連環的，那時柯慶明是屈萬里先生的助教，誠懇熱情的二十七歲，初入學術界的助教，與外表冷峻內心寬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辦公室日久產生了一種工作的信託，師徒之情，可以深淺交談。在《昔往的輝光》散文集之中《談笑有鴻儒》，柯慶明寫下這份情誼。
柯慶明對於文學，是個天生的「鼓舞者」。自從在中興大學聽他演講，三十七年來，我與他無數次的談話中心是書。教書、讀書，三十年來西方文學理論的創新與冷卻，圍繞著台大和重慶南路書店的特色及其新書，可談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聽你講述心中的觀念，然後興高采烈她響應，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許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記得他鼓勵別人寫書的熱誠，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譯《源氏物語》，以及我的散文寫作。他使遲疑的人產生信心，使已動筆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從建國中學讀指定課外書，讀到林語堂所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維疆界;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中文系，從文藝青年到文學教授，豈止讀了萬卷書!書中天地，海闊天空，更增強他助人「精神脫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時卡住一句，過不了門，轉不了彎，他總是擅於引經據典，引出一條通路來：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較客觀的勸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塊陽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通道，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製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場的敵人。但是，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著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凈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