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落盡，天梯消逝。我回到台中的中興大學，履行我回原校服務三年之約。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我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點開的光華號火車去台中，周五晚上六點搭乘自強號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的「高級英文」課。有兩天時間靠一位女傭協助，努力作一個家庭主婦，住在父母家對面，共享一個巷院，一切都在呼應範圍之內。但是父母已經七十多歲了，我的三個兒子都進了青少年階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點多鐘起床，準備家人早餐，再去趕火車。內心萬千的牽掛，有時天上尚見下弦殘月，我離家時真是一步三回頭——最初只是踐約，漸漸地，我回到台北，也會牽掛台中那一間小樓里的系務了。
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夢想的實現，在林致平、湯惠蓀、劉道元三位校長任內，我都不停地以一個教員的力量在推動。作為中部唯一的國立大學，總應該有文學院，文學院設立後先成立了中文系和歷史系，外文系最困難的是師資。那時全台灣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數不多，英美文學博士仍是「貴重金屬」，漸漸有少數學成歸國的，到了台北就被台大、師大、政大、淡江、輔仁等校留住了，不願到「外縣市」去。同在台中的東海和靜宜有他們自己的修會師資來源，國立大學有較嚴的資格限制。這個問題就是理想與現實的最大差異之處，我在過去那些年，侈言文學教育的重要時，並未預想到。
當我一九六九年春季班開學前回到中興大學時，發現我已被「發表」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學生四十五人已上課一學期，系務由教務長兼代，課程按教育部規定開設，幾乎全是共同科，與中文、歷史兩系合開選修課程，邏輯學、文學課程到二年級才有。我回國第一次進了校長室才懂，我由美國寫來的兩封信說學位尚未拿到，系務工作不懂又無準備，只能作個盡職的文學教員而已，不適合當主任的真實話，在校長與教務長（那時尚無文學院院長）看來只是民族美德的謙辭。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紅色教授證，多年來努力推動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經「給你成立了」，系裡就這幾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歲），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務誰管？
教務長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長輩，由校長室出來。看到我「惶恐」為難的神情就說，「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問題可以來和我商量。這裡對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後少穿太花的裙子。」那時流行短裙，而我長裙短裙都沒有，上課只穿我寬寬綽綽的旗袍。
就這樣，我由苦讀的書獃子變成了系主任，面對的全是現實問題。幸運的是，由大學聯合招生分發來的學生相當不錯。那時還沒有中山大學和中正大學，全台灣國立大學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錄取的份數比較高，學生資質都相當好，後來在社會上的表現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裡，最大的煎熬是文學課程的教師聘請。新聘專任的施肇錫、許經田和很年輕的張漢良，三位先生都證明了我的「慧眼」，很受學生歡迎。
原任的丁貞婉、姚崇昆、孫之煊、唐振訓、蕭坤風也都鼎力合作，系裡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們向農學院借用的那小樓的二樓兩大間辦公室常會聽見笑聲。我的辦公室門永遠開著，老師、學生出出進進神情愉快。
那第一屆的元老學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我剛就任時，那些女生在宿舍為我開了個歡迎會，擺了幾碟脆硬的餅乾和汽水，她們沒有唱歌等類的節目，只是把我團團圍在那兩排上下鋪的中間，問了我許多問題：考上了外文系很高興，但是上了一學期的課，不知外文系要學些什麼？現在上的課和高中的課差不多，國文、英文、現代史……，只是老師比較老一點……。這一場聚會，開啟了我與學生直接談話的作風，由大學新生的困惑，到後來三年功課沉重的壓力，我是陪著那四十多個青年走了成長的每一步。對於那個由無到有的系，我似乎有個築夢者的道義責任，對於那些十九、二十歲的尋夢者（如果他們尋的話），我不知不覺地有像「帶孩子」似的關懷。
對於這新系，我最大的道義責任是建立它的學術水平。第一年，台中的美國新聞處由於我多年借閱的書緣，以及我兩度作Fulbright SchOlar的關係，捐給我們最初的一些文學書，配上丁貞婉借來她夫婿陳其茂先生的幾幅畫，我那空無一書的辦公室頓時有些文化的樣子。
他們指點我，在台中有個美國國務院訓練外交官中文的使館學校（Embassy SCholar），好多學員是具有英文系碩士以上學位的人，另外一處是台中水湳的清泉崗空軍基地，那時是越南戰爭期間，借駐的美軍數目很大，有不少醫護和通訊等文職人員，他們的太太有些是美國合格的教員，也許合於我們公立大學兼任的資格。經由這兩個途徑，第二年我將二年級分為四組，開設教育部規定的英語會話，請到四位在使館學校進修的學員每周來上兩小時課，之後兩年有六、七人來上課。課內課外他們頗為融洽。我們的學生純樸天真。有些課外活動郊遊帶著這些老師同行，還曾帶他們回家吃拜拜，深入認識台灣民間生活。經我認真申請而來教莎士比亞的是一位醫生的太太，教小說課的是一位軍中信息官，他們合格而且有經驗，授課內容也達到我希望的標準，幫我度過了最早的難關。我自己教英國文學史，第二年請到了東海大學的謝頗得教授來教英詩。他是英國人，在東海已是最好的英詩課教授者，因為另有一種自然的深度與韻味，與其他老師不同，給我的學生極好的啟發。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屬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師都成為基本師資。由農學院時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蓮（MiSS Tilford）和孫寶珍（Mary Sampson）是美國南方保守派的浸信會傳教士，她們的教會即蓋在學校門口的一排鳳凰木後面，多年來與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滿意我聘來兼任的文學課程美籍年輕老師的教課內容，認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編的大一英文新課本取代了幼獅公司出版的大一課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責。但是我剛剛讀書歸來，對英美文學的基本教材曾認真研究過，也搜集了相當多的資料，確知學生不能再用陳舊的標準選文，須加上二次大戰後的文化各領域新文章，幸好獲得多數支持（包括學生）。大一的課程只有一門「西洋文學概論」是本系的傅偉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長老會傳教士，思想相當「前進」，很得學生擁戴，那一年我與他合編一本教材，解決了當年仍無原文書的困境。法文課的顧保鵠和王永清（衛理中學校長）都是天主教會神父，法文造諳深，教學極認真。大一國文老師是中文系的陳癸淼先生，給他們出的第一個作文題目是《給你一串串的陽光》，剛從高中畢業拼完聯考的學生那裡見過這樣的境界!三十多年後仍然津津樂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國文直到他去台北從政，他競選立法委員時，很多學生是熱心的助選者吧。另一位令他們難忘的老師是教《中國通史》的曾祥鐸先生，他對當代史的開放批評的角度有很大的啟發性，後來竟引來當年政治不正確的牢獄之災，出獄後主持一個政論節目，我與他在台北街頭相逢，真不勝今昔之感，不知一切從何說起。
一九七0年秋季開學後，我籌劃召開的「第一屆英美文學教育研討會」，準備在中興大學開會，在那些年這樣的會議甚少，各種學科會議都不多，在台中召開的更少。我很誠懇地希望各校在教學方面多些交流的機會，給台大以外的學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學生的第一志願，而師資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舊換新，以適應新的時代。全省開文學課程的同行來了三十人左右，台大的朱立民和顏元叔自然是會中明星，人少，大家暢所欲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許久，那股歡欣的熱情，是我在日後所參加的無數會議中不易再見到的。
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興大學外文系的第一班學生畢業時，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辭職了。我已按約定教滿三年。放下這個我推動、促成、創辦、奠基的系，我是萬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說著離情。我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國後我兩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歲月在此度過。如今我終於看到許願樹上結了第一批果實，可是我必須走了……惜別晚會上，學生人人手持蠟燭，一圈圈圍著我，哭成一團。沒有人知道，一向積極，充滿活力的我，此時面臨一個全然陌生的末來，內心是如何的無奈與惶惑。
這一班學生，二十二歲左右年紀，從這日起要去開始一生了，四年來像獨生子一樣受到我一切的看顧與督促，在功課上達到應有的水平，氣質也相當自信明朗，他們以後也有很多人成為認真的好老師，大半的男生進入貿易等行業也都相當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趙慧如、陳碗玫、王永明、丁義楨、李明朝、吳怡慧、徐春枝、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