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農曆年後，我在台中重逢的南開同班同學沈增文介紹我到台中一中代她的課，教高中英文。她考上了美國國務院戰後文化人員交換計畫獎學金，六十年來世人皆稱它為「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對國際文化交流有深遠悠久的影響。她去受英語教學訓練，半年即回原職。我對教書極有興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開中學的老師。我最敬愛的孟志蓀老師，和其他的老師，無論學識和風度都是很好的典範。而在武漢大學。朱光潛老師不僅以高水平授業，且在我感情困頓之時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個不易撼動的目標。如今我已在「家裡蹲大學」（我母親的自嘲語）蹲了三年半了，這個代課的工作開啟了我人生又一個契機。我第一次走進育才街台中一中的大門。就看到那座創校紀念碑，五年間多次讀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動。正面刻著：
吾台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蓋自改隸以來，百凡草創，街庄之公學，側重語言，風氣既開，人思上達，遂有不避險阻，渡重洋於內地者。夫以彪齡之年。一旦遠離鄉井，棲身於萬里外，微特學資不易，亦復疑慮叢生，有識之士深以為憂，知創立中學之不可緩也。歲壬子，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征，蔡蓮
舫諸委員，乃起而力請於當道……
募捐二十四萬餘元，林家捐地一萬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里以台灣子弟為主的中學:即使為了維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經多年奮鬥。
這樣值得驕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極為尊敬，在那裡執教五年，成為那可敬傳統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榮。台中一中，讓我時時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開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輩創辦東北中山中學，不僅為教育「以髻齡之年，遠離鄉井」的家鄉子弟：並且要在國破家亡之際引導他們，在顛沛流亡路上養護他們。而中山中學於抗戰勝利回鄉，竟更無依靠，校名、校史埋沒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協力在瀋陽恢複校名，重建校史。台中一中能秉持創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穩定發展，風雨無憂，校友多為台灣社會中堅分子。
這樣以憂患精神立校的學校，都有相當自強自信的氣氛。那時日本殖民者離去不到十年，幾乎所有教員都是由大陸歷經戰亂來到台灣，大多數出身名校，教學水平與熱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從菜場、煤爐、奶瓶、尿布中「偷」得這幾小時，重談自己珍愛的知識——用好的文字抒情、寫景、論述都是知識，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個仰頭聽我講課的臉上似乎有些感應，令我有一種知音之感。
一年可以是很長的時間，除了寒暑假外，九個月的時間可以講很多，聽很多。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鐘，凝聚學生的注意力，一個教師可以像河海領航一樣，以每課文章作為船舶，引領學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書實在是充滿樂趣的事，你一走進教室，聽到一聲「立正敬禮」的口號，看到一屋子壯漢「刷」地一聲站立起來，心智立刻進入備戰狀況，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牽慮，準備挑戰和被挑戰。那時的高中英文課好似寫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時間講課文，三份之一講文法，大概當年大學聯合招生的英文考題是這個比例吧。文法一「講」就可能變得苦澀，這是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把文法教得簡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課文。什麼詞類啊，時態啊，規則啊，都是語言樹上的枝幹，字、句都是葉子，文學感覺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譯字句，而鼓勵學生用自由的想像，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彙。風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groaning","r"and "howing"（低語到悲咽，到怒號），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 currents","over-p flood","violent torrents"（激流，洪水，怒濤……）形容詞比較級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對了。中國人愛說某人最偉大，英文說"one of the greatest",因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學英文地方法講解課文，隨時擴展他們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錯。我一生教書，不同程度的使用這種方法，頗受學生歡迎。台中一中的學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強，從不怕難，是我教學生涯的很好開始。
暑假之後，沈增文由美國回來，我代課期滿，金樹榮校長很誠懇地邀我留下專任，聘書是高中英文教師。似是命運給我進一步的挑戰，但我必須評估自己的實際困難;必須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這些年來。母親奔波在台北、台中道上，我在育兒、疾病、裕昌出國出差時都有母親及時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開始陷入政治困境。他們擔憂我身體贏弱，無法應付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負擔。但是，自恃年輕，在代課半年間又重新拾回南開精神，我終於接受了台中一中的聘書，從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個隱藏在後的原因是，三年後，我也要去投考「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我的中學同學和大學同班（謝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約也能考上。在那時，只有這樣的公費才能申請護照出國。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台中一中那樣的學校，除了一貫的高水平功課外，高三拼大學聯考的目標似乎滲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氣里。他們不僅是要考上大學，而是要考上什麼大學、什麼科系。這件事難不倒我，我曾經呼吸那樣的空氣多年。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據說是按學號平均分班，數學和英文是「拼」的重點。各班任課老師為了自己學生上榜的成績，暗自也有些課外題的競爭。
在這樣的環境里，我遇見了終生好友，徐蕙芳。
她比我大十歲，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她的父親是江蘇無錫著名的藏書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國，曾在重慶沙坪壩時期任中央大學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說家和文評家，我在「時與潮書店」讀過他幾本書。
台中一中的教員休息室很大。有幾大排長長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剛去的時候，由於林同庚老師（台大講師）由美國寫信介紹，認識曾任教台中一中的楊錦鍾（她不久隨夫胡旭光到駐美大使館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鑒嫻（國文科），孟文檻（歷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幾位資深老師對我相當照顧。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與我家相距不到兩百公尺，有時下課一起回家，漸漸約好早上有課亦同去，坐在三輪車上。最初只談功課已談不完，家裡還有一屋子事等著。她隨夫蔣道輿先生全家來台，三代同堂，數十年維持大家庭的規模。
高三下學期最後一個月，所有課程結束，開始升學輔導，由各科名師各按專長輪流到四班上課，要自編教材，專攻聯考可能題目，訓練學生敏銳思考，精確作答。徐蕙芳和我在開會時分配到翻譯和詞類變化等文法領域，每人尚需自選精練短文數篇，可供誦讀，增加閱讀能力。
我們竭盡所知地搜集資料，那時我開始跑台中的美國新聞處圖書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學楊孔鑫有時會寄一點英文稿，有關文學和文化的新文章等。我們兩人討論之餘，晚上孩子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書桌上寫好，多數由我用鋼板刻蠟紙，第二天到教務處印成全班的講義或測驗題。鋼板刻出的講義相當成功，後來幾年的暢銷升學指南「盜」用了不少，當然我們那時代沒有人想到什麼版權。我的字方正，不瀟洒，很適合刻鋼板，那時不到三十歲，做那麼「重要」的事，覺得很快樂。
在台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躍入我記憶的，常常是放在走廊盡頭的小書桌;用一條深紅色的氈子掛在房檻隔著卧房，燈罩壓得低低的小檯燈，燈光中我們兩個人做題目寫鋼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實其中並沒有太多浪漫的情調，多半時間，我們只是兩個家庭主婦，在家人入睡後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對心智的挑戰。英文有一個最確切的字:「y」 （必然性）。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進去了，便必須打贏這場仗。在我那張小桌工作（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到台北麗水街宿舍，我才有了一間小小的，真正的書房），在我的小家庭，只須得到丈夫諒解，比較單純。我的丈夫「允許」我們那樣工作，因為他一周工作七天，經常出差，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從無怨言。
那張小書桌奠立了我們一生的友誼，直到她二00七年二月高齡逝世，五十年間，人生一切變化沒有阻隔我們。她是我三個兒子至今溫暖記憶的蔣媽媽：而我，自台中一中開始教書，一生在台灣為人處世，處處都有俯首在那小書桌上刻鋼板的精神。
晚上十點鐘左右，我送她沿著復興路走到立德街口，常有未盡之言，兩人送過去送過來多次。直到我離開台中一中多年後仍未分手，功課之外，我們也談生活與家庭，她的雍容、智慧與寬宏對我影響很深。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學聯考榜單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