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記憶中，我的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他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
他少年時曾跟祖母到祖父的軍隊駐防地住過，體驗過軍營生活，也看到許多北方的鄉村，深深感到一般國民知識的閉塞，對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幾乎全然無知，在純樸的美德後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歲到天津上新學書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國式教育，要養成彬彬有禮的紳士。在天津他經常聽到「關里人」對張作霖奉軍粗魯的嘲笑。新學書院每日如升旗典禮一樣，有讀基督教《聖經》的早課，雖未強迫學生皈依，卻引領他開始思索心靈問題，人生在世意義為何?
十八歲考取官費到日本讀書，更進一步認識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普遍的教養是清潔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講究溫恭的禮節，鼓勵知識的追求。對國家有強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麼小，卻已成為亞洲強國。
他進入東京一高預科讀好日文，一年後分發至日本中部面對日本海、十六世紀後有「加賀百萬石」之稱、有精緻藝術文化傳統的金澤第四高等學校（日本當時全國只有八所高等學校）理科。該校各項功課皆強，且注重語文教育，除日文外，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時，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閱讀的紮實基礎。最初常去教會，讀些基督教的書，但無法感到滿足，進而讀哲學書籍。當時有一位影響他很大的老師西田幾多郎，本在金澤四高任教，後來到京都帝大教哲學，引導他閱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書，尤其是河上肇《貧乏物語》等，讓他深感社會充滿種種不平。由於沒那麼多錢買書，他和書店約好，把書買回來以後，不要弄髒，看完後送回書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錢再買別的書。金澤多雨，冬天積雪甚深，常能閉戶讀書，日積月累，他由一個聰明好動的少年，長成一個深思耽讀的青年。
二十二歲，他追隨堂兄的腳步，到德國柏林留學，讀哲學經濟系，認真地念了馬克斯的《資本論》和不少社會主義論著。但覺得心中許多不能解的疑問，終極思考的基礎不能建立，頗感傍徨。那時德國剛剛戰敗，通貨膨脹，中、日銀洋都很值錢，他與同學們生活可稱優裕，常在一起玩樂，多了一些認識德國社會的機會，卻耽誤了讀書的時間。下學期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受教於歷史哲學派大師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和阿弗雷德.韋伯（AlfredWeber，是已故馬克思．韋伯（Max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傾聽，也常在課餘發問。歷史哲學派由政治經濟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現象，在研究過程闡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區域現實的不同，不可以衝動熱情地強以理論（如《資本論》）套在大政策上。——這對他是一生的啟發，使他堅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群眾運動。不擇手段只達目的的階級革命，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
那兩年時光，課後過了橋，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一生僅有的幸福時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遼河解凍的濁流。青年壯志也常洶湧難抑，他記起五歲那年，穿了一雙新棉鞋，走在遼河岸上，圍繞著媽媽，攬生局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 有個聲音在他心中呼喚:回去辦教育，我美麗蒼茫的故鄉啊!我一定要拚命練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我今日所學所知，終有一天會讓我報答你養育乏恩。
他一生第一個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結核逝世於德國南部的Freiburg，最初尚隱瞞一陣，但不久伯祖父在家鄉去世。兒子為何不能奔喪?只好捧著他的骨灰回家。回到瀋陽，家中堅決不許他再出去，追求學問的夢至此中斷，那一年他二十五歲。喪事結束後，他離開莊院又回到瀋陽城，想另尋途徑，再走進修之路。在那時代的瀋陽，一個官費留學生從德國歸來，是件很受重視的事。他父親在奉天武備學堂的同學好友郭松齡將軍。認為他住在旅館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適作長夜之談，兩人談地方事，國事到天下事，無所不談。郭將軍敬重的客人來訪亦常邀他聚談，歸國青年得以宏觀知家鄉處境，他在日本和德國所見，亦引聽者極大興趣。尤其談到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敗後，經濟幾近崩潰，民間生活艱苦，但人民處處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堅定意志。他們石頭建基的老樓舊廈，廊柱依然修整，門前路樹，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穩定感。而東北當時在日俄覬覦下已處危境，參加軍閥混戰有何意義？中國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夠的教育，走出渾渾噩噩受人擺布的境地？——他不知道，這些大家充滿強烈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長談，因緣際會，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自古以來，塞外傳奇人物，都是驍勇善戰的騎射英雄，保住江山，進而生聚教育。郭松齡將軍，晚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生於遼寧鄉漁樵寨村。家貧，十五歲就讀私墊數年，進奉天武備學堂，畢業後隨朱慶瀾（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軍入川，在四川新軍加入同盟會。三十三歲由陸軍大學畢業後，由己任廣東省省長朱慶瀾的推薦，在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擔任警衛軍及韶關講武堂教官。他有學識，有見解，講課時督促青年成為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軍人。辛亥革命後全國軍政混亂，他在軍中由北至南嘗遍了國家動蕩之苦，對局勢具有寬闊的視野，回到新創辦的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當時奉軍少帥張學良是他的學生，對郭教官極為佩服，邀他加入奉軍，改革軍隊成立新軍，凡事傾誠合作。兩次直奉戰爭中，郭軍以戰力戰術皆立戰功。但是進關參戰，意義何在?故鄉沃野千里，農耕缺人，而青年官兵傷亡異鄉，遺族處境悲慘，實在應停止征戰，教育生息。
在由歐洲回國的青年人眼中，新軍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時的郭將軍已是新軍領袖，地位顯赫，儀錶堂堂，凡事能決能行。郭夫人韓淑英女士，燕京大學畢業，伉儷情深，兩人皆好讀書，接受新思想，交友、談話多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郭將軍與張學良等原已籌備成立一所中學，教育軍人遺族子女，以盡袍澤之情，名為「同澤中學」。知我父親回國後志在辦教育，培育家鄉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長，參酌英、德、日本學校制訂規章，奠定良好基礎，延請各地優良師資。在偽滿洲國之前，同澤中學未受政局影響，一直辦得很好，之後還加辦「同澤女子中學」。同時也籌劃辦一所真正研究學問的大學，不受當權者支配，不以培養官員為目的。
同澤中學成立，校舍尚未興建完成時，先借用瀋陽城東山咀子軍營一部份新修的營房，其餘的由軍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到台灣後曾任海軍總司令的宋長志即是那時的學生）。這樣的有遠景的工作，真是一個青春夢的實現……年輕的校長興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師資、課程、學生的教導……要全心去做。東山咀子營房距瀋陽約二十里，有修建營房用的小火車進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車頭一樣，充滿了勇往直前的幹勁。
這樣快樂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終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將軍電話召他立刻進城面談，那時小火車車頭已經熄火，商量之後，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內。郭將軍說奉命又須率兵進關，先到天津，邀他隨軍前往，校務請教務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須出發。到天津後數日，郭將軍住進義大利租界的義國醫院，對他說，此次入關，要對抗二次奉直戰後，孫傳芳召集的五省聯軍，鞏固奉軍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的地盤。郭軍是常勝軍，但是他早已厭倦這種窮兵黯武的政策，官兵傷亡慘重，不知為何而戰。進駐天津後，他即邀集核心幹部，團長以上軍官開會，願隨他回師者，在和平開發東北方案上簽字，不願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隊。除了幾位追隨張作霖多年，不便參與「造反」的將領外，大家都簽了名。
郭將軍邀請我父親負責回師時爭取國際支持，首先須取得日本駐在滿洲鐵路的軍隊保持中立。在天津參加的還有幾位關內的政界名人。如饒漢祥（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殷汝耕、高惜冰、楊夢周、蘇上達、樊光、林長民（林徽音之父）和盧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處長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後來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先由齊世英代理外交事務主任。大家對郭軍回師瀋陽，不去參加軍閥內戰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師前夕，郭將軍對大家說，「此事成功固好，若失敗則大家皆須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將軍揮師前往河北灣州，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將軍政權交給張學良。電文內容是：進關參戰官兵傷亡慘重，遺族無依，民生困苦。日俄對東北侵略日亟，必須休養生息，儲備實力以御外侮，永遠不再參加內戰。振興教育，全力建設資源富甲全國的家鄉。張作霖接電後，次日來電報，不提息戰下野要求，只邀郭將軍回沈面談。擺明是鴻門宴。郭軍隔一日再由灣州發出第二次通電，未見回覆，即開拔前往攻打。出了山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