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固執地認為：讓歷史復活，使今天的人們能夠從遙遠的過去審視當下，洞察未來，這不僅僅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同時也是作家的責任。
與現實小說相比，歷史小說更能體現作家創作上的自覺。因為，歷史小說要兼顧歷史與小說兩個方面。其作者首先應該是史學家，然後才是小說家。這要求也許苛刻，但我認為這是寫好歷史小說的關鍵。時下一些流行的歷史小說，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忽略了歷史的真實，這是作家沒有認真研究歷史的後果。
所謂歷史的真實，簡單地說，有三個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實；二、風俗民情的真實；三、文化的真實。前兩個真實是形而下的，比較容易做到，第三個真實是形而上的，最難做到。前兩個形似，第三個是神似。形神兼備，才可算是歷史小說的上乘之作。
我曾對張居正及嘉隆萬三朝的歷史做了數年的研究。自認為佔據了豐富翔實的史料，完全可以寫出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小說了。可是當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時間寫出第一卷時，才發覺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它既不是史學著作，作為小說又顯得乾巴。這才意識到，歷史的真實並不等同於文學的真實。從歷史到文學，有一個艱難的轉化過程。小說中的張居正，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歷史中的張居正。它既要忠實於歷史，更要忠實於文學。他既是歷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學中的典型。這一點至為關鍵，如果處理不好，文學的價值便蕩然無存。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捨棄了這三十多萬字的第一稿，於1999年春節之後，又從頭開始。現在讀者看到的《張居正》的第一卷《木蘭歌》，便是與第一稿了無關涉的第二稿。這本書屬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讀者可以從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作為歷史小說的作者，還有一點尤其重要，那就是憂患意識。我曾在一篇《登郁孤台》短文中評價辛棄疾「生於憂患，死於憂患」。其實，古代士子，窮者如杜甫，達者如張居正，有誰不是這樣？一個不具備憂患意識的作家，又怎能與筆下的歷史人物作穿越時空的心靈溝通？不過，在當下商品經濟的衝擊下，作家們似乎已喪失了為民族思考的責任。文學的視野日漸轉向個人的隱私，或者媚俗的快餐。文學的陽剛之氣、厚重之感正在喪失，代之而起的是輕佻與浮滑。一個民族的文學心志一旦走向頹廢，則預示著一個時代的文學的終結。我在前面已講過，歷史小說作家更具有文學的自覺。這自覺，便緣於他的憂患意識。他不會無緣無故地選取一段歷史、一個人物，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歷史觀。作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創新，或滿足於編造精巧的故事，這實際上是在浪費自己的聰明才智。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前者永遠是主要的。這一點，對歷史小說的創作尤其重要。
以上拉拉雜雜，寫下的是我創作《張居正》的動機，以及對歷史小說的思考。我不是清流，無意對張居正做道德上的評判。在嚴肅的歷史面前，個人的愛憎，往往會導致低級的錯誤。四卷本的《張居正》已經問世，創作這部書，我前後花去了十年時間。真正的十年磨一劍，但是，這究竟是不是一把好劍，則需要廣大的讀者來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