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張居正，我基於三個考慮：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領導施行的「萬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國家體制對後世影響非常之大。
說到明代，我不得不遺憾地說，與漢、唐、宋、元、清這些大一統的王朝相比，值得稱道的地方並不多。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後大肆屠戮功臣，害怕大權旁落而一連誅殺三位宰相，並從此永久廢除宰相制。終明一朝，冤獄盛行，動蕩不斷。由於對大臣們的不信任，朱家皇帝創設東、西廠與錦衣衛兩大特務機構，實行恐怖鎮壓。另一方面，由於皇室怙權而又貪圖享樂，導致宦官亂政。王振、劉瑾、魏忠賢三位司禮太監對朝政造成的傷害，恐怕為歷代宦官之最。特務與宦官，這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兩大毒瘤，是朱明王朝留下的最為可怕的政治遺產。
明朝初年朱元璋與朱棣父子兩位皇帝對功臣與士族大開殺戒，並未涉及底層百姓。經過連年戰亂的庶民，因此獲得一個相對平穩的休養生息的時期，從洪武年間到仁宣之治大約一百五十年時間，老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裕，但從正德時期開始，由於武宗皇帝驕奢淫逸，接著是嘉靖皇帝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的局面開始出現並日益嚴重。在城市裡，官僚權貴的享樂達到極致；在廣大鄉村，饑民揭竿起義的事情屢有發生。到了隆慶時代，朱明王朝明顯露出「下世的光景」，對國家的控制力已相當有限。正在朱明王朝搖搖欲墜之時，三十六歲的穆宗病逝，他的十歲的兒子朱翊鈞登基，是為萬曆皇帝。小皇帝啟用他的老師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由於歷史的機緣，四十八歲的張居正開始了他十年柄國的輝煌無比的政治生涯，給後世留下了一段風雷激蕩的「萬曆新政」，不過，這風雷激蕩，昭示的是萬象更新的文治而非暴力下的武功。
明代的首輔制，是一個相當古怪的政壇產物。宰相制廢除後，本是替皇上撰擬詔誥、承製辭章的文淵閣大學士，便變成了皇上的秘書兼顧問。為首的大學士稱為首輔，相當於首席顧問。按朱元璋欽定，大學士們只享受五品銜，相對於吏、戶、兵、禮、工、刑六部二品衙門，這級別實在太低，但經過一段時期的演變，閣臣們祿位漸隆。到了明中期，閣臣們幾乎都是從二品大員中選拔，而首輔則程度不同地行使著宰相的權力。
由於首輔名義上只是顧問，因此他是否能順利擔當宰相的角色，則要取決於皇帝與首輔雙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面前，首輔只能是一個唯唯諾諾的顧問；而面對穆宗朱載垕這樣的懦弱皇帝，首輔則實實在在擔當起宰相的職責。
通覽明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張居正是明朝二百七十餘年間最有權勢，同時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輔。這不僅僅因為歷史給他提供的機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沒有哪一位首輔，登位之前，像他那樣做了如此充分的準備。
稍有政治經驗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國情民意的改革方案雖然不易，但比起將這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成果，則又要容易得多。舉凡思想家，都可以擔當設計師的角色，但擔任工程師的政治家們，不但需要道德上的勇氣，更需要把藍圖變為現實的卓越智慧。我認為，張居正便屬於這樣的政治家。
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剛入閣成為末輔，懷著對新皇上的期待，四十二歲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獻上了一道洋洋萬餘言的《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綱本、飭武備六個方面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張。所涉內容，涉及吏治、綱教、經濟、軍事諸領域。胸無大志的穆宗，只願意沉湎酒色，哪願意如此大刀闊斧地重振乾綱。他只是敷衍地讚揚了幾句，便擱置不管。張居正做此試探，知道時機並未成熟，於是繼續耐心等待，六年後他的這一份完備的改革文件，終於成了他實施「萬曆新政」的政治綱領。
關於「萬曆新政」的功績，已有不少海內外的歷史學家做了詳細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贅言。我要說明的是，正是張居正的改革，使本來氣數已盡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獲得了難得的「中興之象」。可是，正是這樣一個「宰相之傑」，死後卻遭到了最為殘酷的清算。萬曆皇帝一面享受著張居正改革帶來的福惠，一面下令把張居正的封贈全奪、家產盡抄、親人或死或謫。萬曆皇帝的這個態度，導致張居正死後半個世紀，滿朝文武竟無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張居正的功績，說明中國「士」階層在政治舞台上的獨特作用；而他的悲劇，又深刻揭示了極權統治的寡恩與殘忍。
1998年暮春，動筆寫《張居正》之前，我曾專程去了一趟張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縣，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絕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見鷓鴣飛。
杜鵑舌上煙波里，立盡斜陽是布衣。
中國的與官場無涉的知識分子，常以布衣自謂。至今，我這個布衣還記得，那一縷慘淡的夕陽，是如何陪伴著我，在張居正的雜草叢生的墓地上做孤獨的徘徊。偉人們死後的蕭條本屬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從商鞅的被車裂到張居正的滅門之禍，果真是中國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嗎？張居正推行改革之時，也曾下定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決心。可是，如果真的給他第二次生命，他還會有那挽狂瀾於既倒的干雲豪氣嗎？
張居正的悲劇，不僅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僅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國的政治生活，歷來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靈動的生氣與恆久的激情。張居正正是想把靈氣與激情引入政壇，這就註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慘性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