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下大廳巨幅的木刻中堂，刻的即是范仲淹那篇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儒家做人的品質。范仲淹寫此文章正是出於他的儒家襟抱。有趣的是，范仲淹一生從未到過洞庭湖，竟然把洞庭湖寫得如此逼真。我經常對朋友們說：自然即道，人為為偽。這與古人所說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同一個道理。范公的文章，雖然沒有脫「文以載道」的窠臼，但的確不是生硬的說教。在這篇文章中，他的情感官能、思維和意欲與蒼茫渾闊的洞庭湖融為了一體。正所謂丈夫氣魄、雲水胸懷。
接前面的話說，范公從未到過洞庭湖卻把它寫得活靈活現。這是一種奇特的美學現象，所謂「神遊」是也。古人云：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這是博覽群書的結果。同樣，秀才不出屋，能游天下景。我就經常獨坐書房，做這種免費的精神旅遊。這樣的旅遊，實際上是把他已獲得的各種相關的體驗作用于欣賞的對象。范公沒有游過洞庭湖，但他肯定游過其他一些大湖。他筆下的湖景是一種類推。當然，這種類推的功夫，顯示出天才與庸才的差別。
時代發展的潮流、速度、梯度，決定了每一個人在歷史給定時間的位置。歷史給予范仲淹的位置，是一位悲劇意識頗濃的貶官。范仲淹是倡導改革的，在素有保守傳統的封建中國，改革者當貶官也就理所當然了。所以，當同為貶官的滕子京請他寫一篇《岳陽樓記》時，他欣然應命，留下一篇千古佳文。
前面說到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之一就是「憂患意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位卑未敢忘憂國」等，這些隨手牽來的詞句，都說明了這一點。一個「憂」字，為國憂、為民憂，成為一個高強度的引力中心，吸附著代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從這一點來說，與其說岳陽樓是一處自然景觀。它給予遊人的不是輕鬆和繁華，而是凝重和質樸。
很長的時間裡，我也一直擺脫不了「憂」字的困惑，直到現在，它仍是我一觸即痛的心理情結。雖然，我用了整整四年的工夫，把自己的儒家人格改變成釋家人格。每年擠出時間來進行佛教旅遊，只要一有空就焚香誦經，把擱在心中的一個「憂」字換成一個「寂」字。但是，一來到岳陽樓這樣特定的地方，仍免不了當一回憂國憂民的泫然之士。
說來，這還是有一種對歷史的參與感。幸而我及時提醒自己，再不要充當「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那一類的角色。剛露苗頭的憂憤情緒，也就很快地平息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