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明代的典籍與筆記中，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互相抵觸的記述。這本書上記載：南京城中的兩位年輕人，因為違反了朱元璋頒發的穿衣的禁令，私自在褲腿上鑲縫了一道紅布作為裝飾，而不得不接受鍘斷雙腿的殘酷刑罰；而另一本書上則記載了又一個穿衣服的故事，明中葉以後，隨著朝廷綱紀的鬆弛，南北二京，出現了不少的服妖。其時，朝鮮的馬尾裙在北京甚為流行。一條馬尾裙的價格，數十倍於蘇杭出產的最好的絲綢。因此，擁有一條馬尾裙，不僅僅是財富的象徵，也是身份的象徵。有一位官階二品的工部尚書，不惜花重金買回一條馬尾裙，倍加寶愛。三年來，只要在公眾場合上看見她，身上必然穿著這一條馬尾裙，即便上朝覲見皇帝也不例外，在京師傳為笑柄。
穿著馬尾裙上朝與穿一條用紅布鑲了褲腳的褲子，前者顯然更加怪異。但是，前者的招搖過市，僅僅只是留下笑柄而已。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那兩位被砍斷雙腳的年輕人，卻給明朝初期的歷史，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其實，時間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縱觀人類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里，並不是以真理為坐標來規劃自己前進的方向。找到真理然後又喪失真理，然後再尋找……如此循環往複，時間往往能校正一個王朝的錯誤，同時，也可以讓某一個統治集團顛覆自己的理性。
儘管明朝帝國的創立者朱元璋，從一開始，他的理性就不大靠得住。但他的樸素的農民感情以及農民的智慧，或者說農民的狡猾，使他創建的明朝制度有非常明確的指向：即一切為了鞏固朱家的皇祚；一切為了底層百姓的實際利益。不過，他對農民的感情，僅僅局限於讓他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享受田野的牧歌。在政治以及個人自由領域，他始終保持高度的鉗制。他厭惡商人，痛恨城市的流民，小時候的苦難經歷讓他終生不能消除「仇富心理」，這樣一些心態讓他的治國方略獲得了底層百姓的支持，所以開國之初，國家呈現出一派生氣。
但朱元璋的錯誤在於，他將「民」與「士」對立起來。孔聖人從治國的角度講述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叫「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由此，他得出結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為這句話，古代的當政者，津津樂道的一個詞是「馭民之術」。把老百姓當作牲口一樣來駕馭，這是一種盛氣凌人的專制的表現。朱元璋儘管親民，但他並沒有放棄統治者的傲慢。而且，他還將這種傲慢從民眾移植於士族。中國的「士」，主要由讀書人組成，不同於今天的是，古時的讀書人，多半是有產階級。因為，他們不但是知識的擁有者，亦是貴族精神的體現者。在漫長的歷史中，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士」作為獨立的社會階層可以對皇權起到抑制與抗衡的作用。我認為，「士族政治」亦可稱之為貴族政治。這種政治的特徵是講求社會的穩定，人格的尊嚴。自秦政之後，貴族政治在中國已基本消亡。皇權的專制淹沒了一切。但是，無法表達貴族政治意願的「士」，卻一直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當他們的理想訴求一次次遭受殘酷的打擊後，他們被迫退而求其次。「學好文武藝，售於帝王家」，自覺降格為統治者的馭民工具，這是民族的悲劇。所以，後來的「士」，已無復春秋戰國時期那種鮮活的貴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畢竟，中國貴族精神的薪火還在他們中間流傳，這也是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最不放心的問題。唐與宋兩朝，中國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發揮較大的作用。儘管他們的政治想像力已大大萎縮，但在治理國家時，他們還可以表現自己生命的激情。到了明朝，入仕的讀書人連唐宋的遺風流韻都不敢奢望。朱元璋只希望在他的國度里出現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並不願意看到與「政統」抗衡的「道統」成長起來。思想者在他的眼中，只能是瑟縮的燕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鯤鵬。
立國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國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來中書省（後來被他廢掉這一相當於宰相府的機構）的大臣，對他說：「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至成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俱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謁闕而陳其事，吾將試之。」
這一類的話，朱元璋講過很多。單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聖諭，我們會覺得朱元璋是一個非常尊重人才的聖君。但實際情況是，幫他運籌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劉基和宋濂，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此後的解縉、方孝孺，以及明中期以後的張居正、戚繼光、李贄、袁崇煥等等，有誰不是在歷史中留下悲慘的結局呢？
朱元璋喜歡用奴才，這是不爭的事實。在拙著《張居正》中，我曾借張居正的口說過這樣一句話：「當奴才不要緊，怕的是只當奴，而沒有才。」明朝歷代官員，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對這種人，竊以為亦不可一概否定。套用一句現代術語：「所有的商品，都是為市場準備的。」購買者的意願決定了商品的價值。奴才的最大消費市場永遠在皇帝那裡。
單論奴才，品種不一樣，在皇帝那裡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樣。單純只有奴性，雖可見寵於一時，終因不能辦成什麼事情而遭到遺棄；奴性多一點而才能少一點，可當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點而才能多一點，皇上會對他「限制使用」，不到「挽狂瀾於既倒」之時，斷不會受到重用，王陽明、張居正便屬於此類。皇帝最喜歡的一類，便是奴性與才能俱佳的人。這一類人，亦不可一概而論。他們既可成為干臣、也可能成為滑吏，關鍵看他個人的操守與奴性的表現。為社稷而奴、為蒼生而才，是不得已的選擇；為皇室而奴，為私利而才，才應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永樂皇帝有一次對他相信的大臣說：「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他是從人品操守的角度來評價，這兩個人都是他依賴的股肱。他並不因為某某是君子而特別重用，某某是小人就棄而遠之。這種泛道德的用人觀，再次說明明代的皇帝們的「痞氣」與「匪氣」，他們缺乏貴族的高尚，導致政治的進一步惡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