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我萌發了創作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的念頭時，就有朋友勸誡我說：「你進入明史研究可得當心，那可能讓你交上霉運，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朋友的話有幾分道理，長期以來，明史研究中的禁區甚多。究其因，乃是因為明朝的社會形態，與今天的相似之處甚多。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許多闡微搜剔的工作，便不能暢快地進行。但我覺得朋友的擔心是多餘的，社會畢竟在前進，許多禁錮正在慢慢地融化。
可以說，四十歲前，我對明朝的歷史茫然無知。民間傳說「朱元璋炮打慶功樓」以及永樂皇帝誅殺方孝孺等等故事，都是在我少年時代接受的明史熏陶，它使我對朱明王朝的印象極為惡劣。我進行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的寫作，開始靜下心來，做了五年明史研究。首先是研究嘉靖、隆慶、萬曆三個時代的斷代史，且由政治而旁及其他。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思維的觸角開始向上下延伸。說老實話，大量的閱讀並沒有讓我產生快感，相反，許多疑惑像夢魘一樣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
審視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追溯那些已經逝去的王朝，我們不難發現，每一個王朝由興盛走向衰落，規律大致相同。王朝創建者的智慧與能力，對社稷的領悟，對蒼生的關注，決定了他們創立制度的動機以及管理國家的能力。孟子說「吾養吾浩然之氣」，養氣不但對於個人，對於一個國家來講，也至關重要。
漢語是象形文字，研究每一個字的組成，就會驚嘆中華民族的祖先是多麼的睿智！例如「病」字，丙加一個「疒」傍組成了病字。丙是天干十字中的第三字，按五行來講，丙屬陽火，丁屬陰火。陽火一旺，人就會生病，《易經》乾卦中第五，辭曰「亢龍有悔」，這個亢龍，就是陽火旺盛的飛龍，它雖然翱翔九天，引得萬人矚目，但它已經是一條有病的龍了。以此類比於國家，即是盛極而衰的開始。
一個人要想終生不得病，第一養生要義就是去除體內的火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要想平穩發展，第一要素也是要避免「走火入魔」。這祛火的過程，就是「養氣」的過程。
一個人的精氣儲於腎囊，一個國家的精氣則蓄於精英。因為古往今來的歷史反覆證明：精英是社會發展的引擎。讀者或許要問：「你這麼說，把蒼生百姓置於何處？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話是這樣說，但民心的落實，還得靠精英做他們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這三者若能有機地統一，則國家穩定，社會和諧。這雖然是現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觀點的提出，卻是中國古代的哲人。是賢人在朝還是賢人在野，是古人判別政治是否清明的一個重要標準。賢人，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精英。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要想養出自己的「浩然之氣」來，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階層。
毋庸諱言，當今之世精英的含義已經惡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視為社會精英，而廣泛受到追捧。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勢群體）並不買他們的賬。因為他們身上並不具備精英人物的三個前提：道德自律、憂患意識與擔當精神。我之所以將精英比之於賢人，是因為古代的賢人，其地位僅次於聖人。比之達人、才人有著更高的影響力。聖人是指出人類生活方向的人，賢人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人。聖人書寫人類的歷史，賢人書寫社會的歷史。所以說，賢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觀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喪。因為歷史的機緣，農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裝鬥爭奪取了政權，創建了大明王朝，由於朱元璋狹隘的農民眼光，他幾乎從一開頭就排斥精英。儘管從他留存下來的各類談話與諭旨中，我們看到一個「思賢若渴」的聖君形象。但實際情況是，他眼中的精英，實際上是能夠替他管理國家的各類專才。在明代的制度創立中，他過分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斷。這個在田野與寺廟中度過童年與少年、在戰場上度過青年與壯年的皇帝，幾乎不具備寬廣的歷史視野。苦難與殺伐的經歷，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為統治者必備的儒雅。這樣一來，他始終對讀書人懷有猜忌與仇恨。終明一代，只有兩個讀書人獲得封爵，一個是劉基，被封為誠意伯；一個是王陽明，被封為新建伯。這兩個人，是典型的賢人、精類，但他們的受封，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學問，而是因為他們的軍功。
比之朱家後代皇帝的昏庸，朱元璋的確稱得上是一個英明君主。他的「親民」思想表現得非常突出。這民，並不是國土上所有的臣民，而主要指的是農民。他訂立的國家制度，其出發點就是保護農民的利益。對士族，他多有壓制；對商人，他是侮辱大於鼓勵。
今天，我們可以說朱元璋管理國家是「意氣用事」，但在當時，所有為他服務的官員莫不將他的聖旨奉為圭臬。朱元璋按自己對精英的理解來選拔官員，其結果是，官員的選拔制度成了逆淘汰，即奴才都走進了廟堂，而人纔則終老於江湖。精英若想進入朝廷為官，首先得培植自己的奴性。
儘管從一開始，明朝就發生了制度缺陷這樣的悲劇，此後又爆發一次又一次社會危機，可是，它為什麼還會將政權維繫長達二百七十六年之久呢？
在所有的不明白中，這是最使我不能明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