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太多的剩殘去殺，體會過太多的悲歡離合，人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歷史中沒有絕對的勝者。任何一個政權，都無法逃脫興衰更替的命運。但是，一個政權享祚時間的長短，還是有一定的規律可循。
比之漢、唐、明、清、宋朝的開國皇帝氣度要弱小得多。趙匡胤獲得政權並沒有歷盡艱辛，且屬於宮廷政變的性質。所以，宋朝的「王氣」始終沒有養起來。此處所說的「王氣」，不是指皇上號令天下的權力，而是指點江山的能力。自秦自漢自唐，不要說燕雲十六州，就是東北和內蒙，都一直是中國的版圖。可是唐末動蕩期間，契丹人搶佔這一大片國土另建一個遼國。宋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匡義兄弟二人都沒有能力從契丹人手中收復失地，反而每年向遼朝納貢。此後，趙宋的皇帝們與契丹人時而開仗，時而議和，一直處於被動。在開拓疆域與處理民族問題上，趙宋皇帝乏善可陳。終宋一朝，唯有文學可以垂範後世，出了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陸遊、辛棄疾等一大批傑出的文學家。出現這等現象，與趙匡胤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有關。這一點，趙匡胤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可就差得多了。唐太宗不僅器重文人，更整飭武備。文武並舉，絕不會一手硬一手軟。所以，歷史上才產生了盛唐氣象，這至今仍令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國典範。就一般的規律而言，一個開國皇帝的氣度胸襟，便決定了他所開創的王朝的精神走向，如漢高祖劉邦，他吟過「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樣雄奇的詩句，他呼喚猛士開疆拓土。這種精神讓後代皇帝所承繼，到漢武帝而趨鼎盛。
趙宋皇帝重文沒有錯，抑武就大謬。詩詞歌賦可以陶冶性情、頤養心靈，但對付契丹人和女真人這樣的剽悍民族，一篇千古傳頌的詩章還不如一根絆馬索有用。即便是文學，如果是大氣磅礴的、積極健康的、提升國人鬥志的，仍是培植國力的重要手段。遺憾的是，北宋的文學，發展到徽宗、欽宗時期，已是生氣消失，豪情不再了。北宋的最後一位大詩人，是李清照。她的詞作典雅，婉約。作為個體，李清照是優秀的、傑出的，但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代表，則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就變成了靡靡之音，噙著淚水吟詠「雁過也，最傷心」。無限感傷地傾訴「人比黃花瘦」，這種充滿悲情的詩句之所以在當時受到熱捧，乃是真實地反映了徽、欽二帝統治下的國民已喪失了雄健的氣魄。南渡之後，曾有智者痛定思痛，描述昔日汴京的臣民「黃髻小兒，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上有所倡，下有所隨。當踢球的高俅與賣笑的李師師都成為皇上的座上賓，驟登顯貴之堂。升斗小民除了艷羨，更會仿效。於是所有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所有上了年紀的人，從來都不想干戈之事，都以為戰爭絕不會發生。待到金兵攻破汴京，可悲的國民們才驚醒，但為時已晚。
相比於徽、欽二帝與宋高宗趙構，大金國前期的皇帝們行事的風格就要明朗得多，也健康得多。君臣之間，臣民之間，幾乎沒有尊卑等級，貴賤之分。據史料記載，吳乞買雖然貴為「九五之尊」，但仍然與百姓保持水乳交融的關係。他所住的「皇宮」，也沒有重門深禁，百姓家裡殺了一隻雞，就會跑到「皇宮」里喊他一道去分享，沒有特殊情況，他都會欣然而往。君臣之間議事，可以爭、可以吵，哪怕面紅耳赤，也不會傷和氣。爭吵完了，意見統一了，君臣們便開始「同歌合舞，略無猜忌」。女真人的歌舞是什麼呢？是踩刀梯、耍火球之類，充滿了矯健，洋溢著剽悍。相比於汴京靡靡之音，杭州的淺斟低唱，兩者孰優孰劣，不言自明。再說擊敗遼、宋之後，大金國庫里的錢多了起來，吳乞買花錢大方了一些。大臣們對他產生了意見，說他違背了太祖完顏阿骨打立下的「非軍需不啟庫存」的祖訓，應接受處罰。吳乞買只得按規矩被大臣們拉出議事大殿，趴在地上「廷杖二十」。吳乞買心悅誠服，並沒有因此報復任何人，而趙宋皇帝雖然無能，卻從來一言九鼎，君臣之間有絕對的界限。相比之下，女真人早期建立的政權，倒是有點像「人民公社」的性質。所以，我認為，女真人打敗漢人，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它真正的歷史意義在於：一種健康的、硬朗的、平民式的帝王文化，打敗了另一種腐朽的、墮落的、貴族式的帝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