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可以說「運河文明」這四個字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鈞對小太監說的一段話：
淮、揚一帶，揚州、儀真、泰興、通州、如皋、海門地勢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郵、興化、寶應，鹽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濫，所幸有一道漕堤為之屏障。此堤始築於宋天禧年間轉運使張綸。循漢代揚州牧陳登故跡，就中築堤界水。堤以西匯而成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脈，過瓜洲、儀真以通於江，為南北通衢；堤以東畫疆為田，因田為溝，五州縣共稱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寶應，蓋三百四十里而遙。原未有閘也，隆慶六年，水堤決，乃就堤建閘。你們記住這建閘的諭旨，是朕登基後親自簽發的。茲後兩年間，建閘三十六座，耗費金錢數萬計……
說這一段話的時候，明神宗十六歲。他並不是在講一段地理常識，而是在述說自己的治國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說。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鹽政。明神宗所說的「漕堤」即運河的堤岸。在明代，運河亦稱為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與漕政都與運河有關。明神宗十歲登基，在茲後兩年內，由首輔張居正主持，在淮、揚一帶運河中修建了三十六道閘口。在財政幾近崩潰的萬曆初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
在明代，幾乎一多半的工部尚書，都是水利專家出身。列於朝廷財政預算的河道治理經費，僅限於長江、黃河、淮河與運河四條。由此可見，運河對於一個龐大帝國的重要性。
在溝通京杭的長達一千八百年的開掘過程中，運河從來就是國家工程。在明代，特別是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後，運河達到了全盛。永樂十二年（1414年），由東南即現在的長江三角洲地帶通過運河運往北京的漕糧從過去的四十萬石左右升至二百六十萬石，從此成為大明帝國溝通南北的運輸幹線。運輸物資的數量與種類不斷增加，一條運河供養了帝國的首都與遼闊的北國。
從隋代開始，這一條貫穿了唐、宋、元、明、清幾個龐大王朝的交通動脈，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串連起數十座湖泊。濟寧、淮安、揚州等十幾座繁華的都市也因它應運而生。在漫長的中世紀，特別是明朝，中國有一支特別的軍隊名叫漕軍，在運河全線，這支部隊的數量高達三十萬人。因為一條河流而誕生一支軍隊，或者說一個兵種，這也是運河獨有的人文風景，在世界上也是獨此一家。
「文明」一詞，據我理解，是人類某一種帶有鮮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蓋了文化、經濟、制度、風俗各個方面。如果以此來推斷，運河文明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因為這一條地球上最偉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歷史時段中，對中國的經濟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科技史、軍事史、財政史等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響與巨大的改變。
相比之下，地球上另外兩條運河，即連接地中海與紅海、聯通亞洲與非洲的蘇伊士運河，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雖然因戰略地位的重要，也起到了重組世界的作用。但其意義，主要彰顯在經濟與軍事兩個方面。且因它們的年齡與長度都比中國古代的京杭大運河小得多。蘇伊士運河長度只有一百六十八公里，1896年正式通航；巴拿馬運河長度為八十二公里，1914年通航。一個文明的發育與成長，需要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地域作為先決條件。從這兩點上來說，蘇伊士運河與巴拿馬運河都無法同京杭大運河相比。
無可否認，運河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個偉大文明體系中的燦爛章節。在這個章節中，我們曾經感受到時代的變遷、風俗的衍生與生活的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