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舜卿，字子美，四川中江縣人，曾祖蘇協隨孟蜀降宋後，授光祿寺丞，知開封府兵曹事，舉家便遷到了開封。祖父蘇易簡，父蘇耆，皆進士出身的官員。也都是名噪一時的文人，都有文集刊世。開封乃宋朝的首都。蘇耆當過開封縣令，這職位相當於今天的北京市市長。蘇舜卿生長在這樣一個官宦世家中，不知飢餒凍餓為何物。且從小浸淫典籍、瀏覽書鄉，是一個典型的貴族子弟。
蘇舜卿所處的時代，正處於宋朝的上升期。除契丹的入侵使北邊屢有戰事外，國內基本穩定。但朝廷內革新與守舊兩派的鬥爭，卻須臾沒有停息。蘇舜卿二十二歲因父蔭入仕，當了一個太廟齋郎的小官。當年，因玉清宮毀於大火，皇上想修復，蘇舜卿便向當朝的仁宗皇帝獻上了一篇《火疏》，反對修復。內中有這樣一段：
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御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權威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災變以答天意。
二十二歲，從今人的角度看，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可是偏偏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教訓起皇帝來。這種「好為帝者師」的舉動，一方面說明蘇舜卿的幼稚無知，一味地恃才傲物，只想出風頭，而不知人情的兇險；另一方面說明當時的士風還算健康，君臣之間的關係也還比較寬鬆。不然，這樣高標準的「毒草」是絕對不可能出籠的。即便出籠，其下場之悲慘也是可以預料的。蘇舜卿沒有因為這篇《火疏》受到任何打擊，五年後，他反而順利地考中進士。說明仁宗當時的政治還算清明。
茲後，蘇舜卿還給皇帝上過《乞納諫書》和《詣匭疏》。文筆更加疏狂，批評的口氣也更加嚴厲。特別是後一疏，甚至指名道姓斥責皇上跟前的一些近臣，尸位素餐，虛庸邪諂。皇上一天到晚和藝人混在一起，歌舞享樂，心志荒唐，政事不親。這樣的批評，不要說用在皇帝與輔臣身上，就是一般的人，恐怕也很難接受。
寫《詣匭疏》時，蘇舜卿已經三十一歲了。居喪期剛滿回到開封。如果說九年前寫《火疏》，是因為年輕而不諳世事。那麼現在則說明他的性格的偏執，也可以說是可愛。疾惡如仇，勇於任事。這種性格有助於藝術的發展，但對於官場，卻是一個不和諧音。人情練達即文章，說穿了，這練達即是滑頭。說起來雖不好聽，但卻實用得很。在中國，混到高官位子上的，有幾個不是老滑頭？
然而有趣的是，這篇毒草拋出後三個月，蘇舜卿還照例補了一個長垣知縣。十年間上三疏，抨擊時政，火藥味很濃，但並沒有影響他的仕途。這可能給他造成一種錯覺，即「造反可以陞官」，正義可以戰勝邪惡。因此助長了他的狂放性格的發展，以致釀成最終的悲劇。
蘇舜卿二十三歲結婚，娶鄭氏為妻。五年後鄭氏病故，旋即父喪，去官守孝，兩年丁憂期滿再度入仕。宰相杜衍欣賞他的才華，知道他喪妻，便把女兒嫁給了他。這一來，蘇舜卿成了宰相的快婿，更是身價百倍。杜衍與范仲淹是政友，都是朝中的革新派。范仲淹於慶曆三年即1043年入閣主政，任樞密副使，樞密使即杜衍。革新派人物相繼掌握朝中大權。第二年，由范仲淹推薦，三十七歲的蘇舜卿升任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由此，蘇舜卿進入「高官」的行列，其時他正當盛年，本可以憑藉這一嶄新的舞台，施展他的政治抱負。誰知由於自己的行為不檢，被一直尋機反撲的守舊派抓住把柄，而導致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災禍。
當時京師的俗例，各衙門春秋賽神，本衙門官員要聚在一起吃喝一頓。這酒飯錢由到會的官員們湊份子。也有的把本衙門的一些破爛清理賣掉，換一些碎錢買一頓吃喝。蘇舜卿初當上京官，自然不肯放棄與同僚們相聚一樂的機會。他也讓人把本司的一些拆封的廢紙賣掉。錢不足，參加宴會的人又各出一些錢來助席。先是請來一班優伶歌舞助飲。喝到高興時，蘇舜卿便命令撤去優伶，讓本司的吏員也走開，只留下一幫朋友。這時，蘇舜卿召來兩軍女妓，狎邪宴樂。是夜盡歡而散。
邀飲與狎游，這在宋朝的官場中，本是常事。怎奈蘇舜卿是政治漩渦中人。他岳父是當朝宰相，范仲淹和富弼為其副手，三人共理朝政，都是革新派。一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守舊派官員，一直在伺機反撲。蘇舜卿本是京城名人，所邀飲者的十幾個朋友，皆一時名士。因此反對派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於是由御史王拱辰、劉元瑜上本皇上，彈奏其事。仁宗皇帝肯定記得這個上《詣匭疏》的蘇舜卿，也肯定沒有好感。於是下令把蘇舜卿抓起來，枷掠嚴訊，過了兩個月的牢獄生活。結案，判蘇舜卿監主自盜，減死一等科斷，除官為民。
監主自盜，指的是蘇舜卿把公家賣廢紙的錢用來招待同僚喝酒。這麼一點點事，差點掉了腦袋，可見處罰之嚴。今天，各單位賣舊報紙打牙祭，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兒，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侵吞公家財物。可是，宋代的蘇舜卿，做官做到了正部級，卻因為這麼一丁點小事兒被革職為民，這恐怕不能簡單地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來解釋。一方面，它說明政治鬥爭的險惡，抓住一點過錯，把政治對手搞掉。既落得一個懲治腐敗的好名聲，又達到了剪除異己的目的，何樂而不為？另一方面，也說明宋朝吏治之嚴。如果法律上無章可循，賣廢紙也絕不會定下一個「監主自盜」的罪名。至於這法律實施的普遍程度，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慶曆四年（1044年）的秋天，宋朝首都開封發生的最大事件，莫過於蘇舜卿一案了。這一頓酒，不僅使他的命運產生逆轉，從此離開宦海，一蹶不振。更使得改革集團受到重挫，蓄勢待發的改革力量頃刻間幾乎崩潰。史載「同會者十餘皆連坐斥退，名士一時俱空」。這些名士，都是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到了第二年正月，改革派的三個領軍人物俱被貶出京城，杜衍知兗州，范仲淹知汾州，富弼知鄆州。此事的始作俑者王拱辰與劉元瑜相慶說「諸輩為我一網打盡矣！」
歷史，留下了一段不可修復的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