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言，也許會給人一種錯覺，所有為官者都喜歡山林。其實不是這樣。唐人詩：「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這巨大的反諷道出一個現實，為官之人雖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願意離開官場的人卻是少之又少。
中國古代的官員，其主體都是讀書人。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其主體也是讀書人。前些年，當「知識就是生產力」見諸報端並被驚為是一種歷史觀的進步時，我曾戲言，這觀點古人早就提出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金錢美色，盡在書中。讀書人作為人類文明建設的支柱，似應視為一個整體。但若究其人品操守與價值取向，分歧卻是無法彌合的。岳飛與秦檜，這種勢同水火的極端例子，在歷史中並非個案。卑鄙扼殺高貴，終於在「文化革命」達到全盛。每遇人妖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士大夫作為社會良心的體現，都會站出來主持正義，維護道德。明晚期東林黨人的出現，便足以說明問題。權力滋生腐敗，權力更滋生醜惡，何況是不受監督與無法制約的權力。所以，在皇權統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報國的思想；另一方面，為了潔身自好，他們只能退隱山林。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真不愧為聖人言。但這句話卻是不能演繹的。既然寬厚仁慈與充滿智慧的人樂山樂水，那麼樂於官場的人又算哪回事呢？這隻能說，士大夫即便為官，不能過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滿，哪裡還會有丘壑呢？
中國文人喜歡講一句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應該說，這是一種可貴的品格，所謂憂患意識是也。身在權力之中，常告誡自己要權力為民所用；身在江湖裡，則擔心統馭萬民的帝王決策不慎而招民怨。有這種想法的人，屬於「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者」。治國事者，應重仁輕術。過於苛嚴，也許能提升執政能力，但終究還是會國運衰敗。怎樣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個，就是「法自然」。生長萬物的大地是最寬厚無私的。《易經》講大地「厚德載物」，這厚德即是仁。所以說，中國士大夫嚮往山林，是在精神上追求「仁」的表現，是一種崇高的價值取向。
廟堂與江湖，城市與山林，這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場景，反映到具體的某一個人，亦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生活狀態。有志於事功者，無不想在宏大的權力廟堂里覓到一個位置。另一部分士大夫，則躲避廟堂與城市而置身雜樹交花的山林。這些人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廟堂中吃到了苦頭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淵明、羅倫等當屬此類；另一種是天生的厭世派，如莊子。隱居山林便成了他們逃避紅塵的最佳選擇。後者，常被人視為隱士。在中國的士大夫中，隱士是大家尊崇的對象。最著名的隱士，除了莊子，莫過於隱居柴桑的陶淵明和住在富春江釣台上的嚴子陵了。歷代詩文中，極贊山林之美的，多不勝數。但也有個別的例外，如傳為西漢淮南王劉安門客的淮南小山，就寫過一篇《招隱士》的小賦，把山林描畫成「虎豹斗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獄，乃至發出了「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號。由此可見，作者不是那種深自謙抑的道德修養者，他願意步入廟堂，在那裡，尋求與君王風雲際會的機遇。與《招隱士》迥然相異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罵的是那種假隱士，這兩篇文章收在《古文觀止》中，這裡不再贅述。
廟堂與事功，山林與道德，允為形式內容的統一。一個人，可以先廟堂而後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後廟堂。既可以身在廟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廟堂。每個人的境遇與學養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優孰劣，因事而論。當今之世，士大夫作為一個階層，已不復存在，但熱愛山林的讀書人，卻仍不在少數。現代生活，決定了他們對山林只能是嚮往或者短暫的親近，長久隱居在那裡，已成為不可能的事。結束本文時，我忍不住還要引用王維的《竹里館》一詩：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王維這首詩，寫自他的輞川別墅。這輞川，離當時的都城長安不遠。長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數次，卻是無法找到這個比之陶淵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沒有輞川這個地名，而是光禿禿的黃土地上，再沒有可供詩人流連的茂林修竹。輞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詩歌里，對於我們後來者，這簡直是一種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