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釋迦牟尼這樣偉大的宗教領袖，以及孔子、老子、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這樣傑出的聖人，差不多都誕生在公元前那二三百年間，這真是一個奇怪的事情。這裡面肯定包含了某種天機，只是我們人類的智力尚不能將它破譯。正是這幾位橫空出世的智者，用他們創立的宗教與思想，給人類的生活指出了方向，一經確定，便很難變更。李白有詩「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這是詩人的瘋話，切不可當真。對聖賢，我歷來充滿崇敬，正是因為他們，人類才告別愚昧，社會生活才有了秩序。
幾乎從一開始，東西方文化就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對於如何入世，開創人類的事功，西方優於東方；對於如何出世，從自然萬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養料，東方則明顯優於西方。治國者，採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許在聚斂財富、伸張國力上大有裨益；但若要治心，讓一個人平和起來、優雅起來，東方文化則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國上古的聖賢，把個人的修養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說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麼道家看重的卻是生命。外儒內道，幾乎成了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內涵。這絕不是互相牴牾的兩張皮，而是共生互補的對立統一。用儒家建立治國平天下的事功，用道術涵養洞察幽微的心靈。讓一個人在進取與退守之間，均能遊刃有餘。古人有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很明顯，前者屬於儒家，後者親於道術。怎樣才能做到獨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遠地偏，固然是一種選擇，但歌哭于山巒之中，優遊於林泉之下，則是一種更佳的選擇。
中國古代文人的詩作，極寫山林之趣的，幾乎可以編纂成洋洋數巨冊的山林詩史。說到詩，略說一點題外話，把寫詩作為一種職業，用來謀生，這是當代的事。古代的詩人們，除了李白這樣一個極為特別的例子，幾乎沒有一個是專職的。詩歌隊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將相，也有野老優伶。他們寫詩從來都不是為掙稿費，即便是寫出洛陽紙貴的千古名篇，也只是獲得一片嘖嘖稱讚而已。到了唐代，雖然在科舉考試中專門設了一個「博學鴻詞科」，為擅長寫詩的士子開闢了一條出仕為官的途徑，事實上看來，這也並非善舉。用當今話講，複合型人才不多。寫詩當官都很優秀，只有王昌齡、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適、岑參等不多的幾個。更多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杜牧等，詩是再優秀不過的了，但官卻當得滯礙。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問題，而是從政的能力以及為官一任的績效。扯遠了，且打住，還是說山林。
第一個用詩歌的形式把山林寫得非常美好，讓人神往心儀的，是陶淵明。且看這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是《歸田園閑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回鄉當農民之初寫下的。他為我們畫出的這一幅「農家樂」，既是風景，也是風情。陶淵明當了十三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離開公職，月俸也僅為五斗米。他辭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話是「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乍一聽，還以為陶先生器量狹小，是在和皇上鬧意氣要待遇，其實這理由站不住腳。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錢，在縣令位子上遠比在農夫位子上容易，君不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乎？陶先生縱然不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實惠的。他真正的辭官理由，在上面這首詩中已表露無遺：「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把官場比作樊籠，可見陶先生對權門利竇的痛恨。在離職歸家的途中，他寫下了《歸去來辭》，說自己在官場是「心為形役」，並表示「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在未來的日子裡，他要追求什麼呢？無非是對月飲酒、臨流賦詩的山林生活，以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那一份曠達與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