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提起那個年代，許多人和事便簇擁著過來，排序和情節都雜亂著，糾成一團，顯出萬般的激動熱鬧。我說的那個年代，指的是二十年前，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文學運動潮起的日子。
有一日，阿城來到上海，住在作家協會西樓的頂層。這幢西樓早已經拆除，原地造起一幢新辦公樓。雖然樣式格局極力接近舊樓，但到底建築材料與施工方式不同，一眼看去便大相徑庭。那時，阿城所住的頂樓，屋頂呈三角，積著一些蛛網與灰垢，底下架一張木板床，床腳擱著阿城簡單的行囊。他似乎是專程來到上海，為召集我們，上海的作家。這天晚上，我們聚集到這裡，每人帶一個菜，組合成一頓雜七雜八的晚宴。因沒有餐桌和足夠的椅子，便各人分散各處，自找地方安身。阿城則正襟危坐於床沿，無疑是晚宴的中心。他很鄭重地向我們宣告，目下正醞釀著一場全國性的文學革命，那就是「尋根」。他說，意思是，中國文學應在一個新的背景下展開，那就是文化的背景。什麼是「文化」？他解釋道，比如陝北的剪紙，「魚穿蓮」的意味——他還告訴我們，現在，各地都在動起來了——西北，有鄭義，騎自行車走黃河；江南，有李杭育，虛構了一條葛川江；韓少功，寫了一篇文章，《文學的根》，帶有誓師宣言的含意；而他最重視的人物，就是賈平凹，他所寫作的《商州紀事》，可說是「尋根」最自覺的實踐。阿城沒有提他自己的《遍地風流》，是謙虛，但更像是一種自持，意思是，不消說，那是開了先河。
阿城的來上海，有一點像古代哲人周遊列國宣揚學說，還有點像文化起義的發動者。回想起來，十分戲劇性，可是在當時卻真的很自然，並無一點造作。那時代就是這麼充盈著詩情，人都是詩人。
想不起來是之前還是之後，事情就是這麼壅塞著，總之，是不久的前後。《上海文學》在杭州開會，到會者有阿城、李陀、鄭萬隆……加上杭州的李杭育，「尋根」的驍勇江湖會合。其時，我在徐州探親，收到會議通知，已臨到會期，立即忙著買車票。從徐州往杭州，直達只有一班北京發出的普通快車，經停徐州，每日只有寥寥幾張坐票。去找一位鐵路工作的朋友搞票，那朋友表示了為難，眼看趕不上會期，心中十分失望。在作雪的陰霾里，悻悻地走回，只覺得寂寞和荒涼。而此時此刻的江南杭州，則熱氣騰騰。後來，許多與會者向我轉達那次會議的情形，最集中描繪的是阿城發言。他講了三個故事，內容亦已忘了，或者是轉達者沒說清楚，似乎阿城對那三個故事並不作任何解釋，歸納出什麼道理，所以，便給我一種禪機的印象。那時候，聽阿城說話，就是像參禪，而我們又都缺乏慧根，只感到有光明透來，卻覺悟不得。
再然後——這個時間是明確的，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之間，第四次作代會上。有一日聽說，阿城要來拜訪賈平凹，這兩位「尋根」領袖的會晤，使我們很是激動。午飯後，我和季紅真就等在京西賓館的大門口，多時，看見阿城騎一架自行車，從北地蒼黃的太陽光里穿越而來。他下了車，在我們的伴送下，走過遼闊的院子，一路上沒有與我們搭話，進到賈平凹的房間，第一句話是：我能在這裡洗個澡嗎？回答是可以，於是進了浴室，掩上門。這才叫高人相遇，不動聲色，內里是無限的玄機。就像是《棋王》里的王一生，平常時的飯囊，一旦出手，便是刀光劍影。小說中最後以一當十的弈棋場面，如何的恢宏！
就是在這一次會上，方創刊的《中國作家》，編輯和主編馮牧，與我談《小鮑庄》的修改意見。一日中午，我們這些青年聚在馮牧前輩的房間，其中有坐著輪椅的史鐵生，由陳建功推來赴會。大家前傾著身子，聽馮牧說話。馮牧戴一頂睡帽，就像在自家的客廳內，對我們這些後輩並無一點高仰，更無一點屈就，而是十分的坦然。那時候，真的是有規矩，長是長，幼是幼，既有前人，又有來者。回想起來，都有泫然之意。會後不久，我的《小鮑庄》便在《中國作家》第二期刊登，同期上的還有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