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紙盒包裝的飲料，微波爐，遼闊如廣場的超級市場，購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樓的蜂鳴器自動門，紐約第五大道聖誕節的豪華櫥窗。我學習享用現代生活：到野外Piic，將黑晶晶的煤球傾入燒烤架爐膛，再填上木屑壓成的引火柴，然後擱上抹了黃油的玉米棒、肉餅子；我吃漢堡包，肯德基雞腿，Pizza——在翻譯小說里，它被譯成「義大利脆餅」這樣的名詞；我在冰淇淋自動售貨機下，將軟質冰淇淋儘可能多地擠進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擠進更多，使五十美分的價格不斷升值；我像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那樣揮霍免費紙巾，任何一個地方，都堆放著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種款式和印花的紙巾，包括少有人問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間——這時候，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我相信，在那時候，陳映真對我是失望的。我們，即吳祖光先生、我母親茹志鵑和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面看到的中國大陸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國大陸年青一代寫作者。在這之前，他還與一名大陸漁民打過交道。那是在台灣監獄裡，一名同監房的室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出海遇到了颱風，漁船被吹到島邊，被拘捕。這名室友讓他坐牢後頭一回開懷大笑，因和監獄看守起了衝突，便發牢騷：國民黨的幹部作風真壞！還有一次，室友讀報上的繁體字不懂，又發牢騷：國民黨的字也這麼難認！他發現這名大陸同胞飯量大得驚人，漸漸地，胃口小了，臉色也見豐潤。以此推測，大陸生活的清簡，可是，這有什麼呢？共產主義的社會不就應當是素樸的？他向室友學來一首大陸的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們會面，他事先做了鄭重的準備，就是閱讀我們的發言稿，那將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組織的中國作家報告會上宣讀。他對我的發言稿還是滿意的，因為我在其中表達的觀點，是希望從自己的個人經驗中脫出，將命運和更廣大的人民聯繫起來。他特別和聶華苓老師一同到機場接我們，在驅車往愛荷華城的途中，他表揚了我。他告訴我，他父親也看了我的發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麼，感到中國有希望。這真叫人受鼓舞啊！從這一刻起，我就期待著向他做更深刻的表達。可是，緊接下來的事情是，我們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後，有一日，母親讓我給陳映真先生送一聽中華牌香煙。我走過長長的走廊，去敲他的門，我很高興他留我坐下，要與我談一會兒。對著這樣一個迫切要了解我們生活的人，簡直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提起。我難免慌不擇言，為加強效果，誇大其詞也是有的。開始，我以為他之所以對我的講述表情淡然是因為我說得散漫無序，抓不住要領。為了說清楚，我就變得很饒舌，他的神情也逐漸轉為寬容。顯然，我說的不是他要聽的，而他說的，我也不甚了解。因為那不是我預期的反應，還因為我被自己的訴說困住，沒有耐心聽他說了。
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表現真差勁。我運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從開放的縫隙中傳進來的，西方先發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段。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先不說別的，單是從這言辭的貧乏，陳映真大概就已經感到無味了。對這膚淺的認識，陳映真先生能說什麼呢？當他可能是極度不耐煩了的時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們總是說你們這幾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窮，我能說什麼呢？我說什麼，你們都會說，你們所受的苦和窮！這種情緒化的說法極容易激起反感，以為他唱高調，其實我內心裡一點不以為他是對世上的苦難漠然，只是因為，我們感受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而故意忽略他要說的「什麼」，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評。就像他又一次尖銳指出的——不要為了反對媽媽，故意反對！事情就陷入了這樣不冷靜的情緒之中，已經不能討論問題了。
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陳映真生平第一次來到大陸。回原籍，見舊友，結新交；記者訪談，政府接見，將他的行程擠得滿滿當當，我在他登機前幾個小時的凌晨才見到他。第一句便是：說說看，七年來怎麼過的？於是，我又蹈入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境地。這七年裡面，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方才說的那些個西洋景，正飛快地進入我們這個離群索居的空間：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聖誕節，日本電器的巨型廣告牌在天空中發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分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我總是越想使他滿意，越語焉不詳，時間已不允許我啰唆了，而我發現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到的東西時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壘」兩個字——Block，是不是應該譯成「壁壘」？他說。他提到歐洲共同體，那就是一個Block，「壁壘」，資本的「壁壘」，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這個名詞。而後，他又提到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勞工在日本發生的「花岡慘案」，他正籌備進行民間索賠的訴訟請求。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我的訴說在他那裡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他同我說的似乎是完全無關的另一件事。可我畢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對我產生的影響起作用。我就是這樣，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條真理。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我懷疑自己，懷疑我說真是我想。事情變得比七年前更複雜，我們分明在接近著我們夢寐以求的時代，可是，越走近越覺著不像。不曉得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也不曉得應當誰遷就誰。
陳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對我說的那些，當時為我拒斥不聽的，在以後的日子裡一點一點呈現出來，那是同在發展中地域，先我們親歷經濟起飛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對著一個懵懂又偏執的後來者說這些，是期待於什麼呢？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徑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說明這事實，就發生在陳映真的身上。說的是有一日他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措的遊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麼？他便宣講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朋友卻指著他手中的漢堡包說：你在吃什麼？於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說，有著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了陳映真的處境。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為平常。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麼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著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內容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麼？很多年後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麼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地，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內容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可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些年裡，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戶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於兩邊都是負擔。有時候，通過一些意外的轉折的途徑，傳來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親離世，接到陳映真先生從台北打來的弔唁電話。那陣子，我的人像木了，前來安慰的人，一腔寬解的話都被我格外的「冷靜」堵了回去，悲哀將我與一切人隔開了。他在電話那端，顯然也對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父親也去世了。就在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同情。說起來很無理，可就是這種至深的同情，才能將不可分擔的分擔。好比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戀花》——「我失